“新宋学” 与民初考据史学Ξ.pdfVIP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罗志田 　　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 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 ( 的现象, 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 详另 ) 文 。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 “近二十年来, 国人内感民 族文化之衰颓, 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 其论史之作, 渐能脱除清代 ① 经师之旧染, 有以合于今 日史学之真谛。” 陈先生所说的内外感 受, 提示了一条从外在思想语境考察经史易位的取径, 但本文无意 于此。而他所说的“今 日史学”, 显然意味着民国史学在学术典范上 的新认同, 其区别即正体现在“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本文试从学 术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民初考据史学在“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而 走向“今 日史学”这一新认同的过程中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面 相, 兼及民初考据史学与清代“汉学”和“宋学”的某些内在关联, 特 别侧重于道咸以降的“新宋学”对民初考据史学的影响, 这些影响 的痕迹甚至在今 日史学中仍依稀可见。 本文所用部分资料, 承刘复生、陈力、缪元朗诸先生指点提供, 特此一并致谢。 ① ( 陈寅恪: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本文所用陈寅恪著作, 除注明者外, 均上海 ) 古籍出版社 1978—1981 年版的《陈寅恪文集》, 以下只注篇名集名页数 , 《金明 馆丛稿二编》, 第 239 页。 《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一、脱除经师旧染的“新宋学” 　　王国维指出: “学问之品类不同, 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 ( ) 以治经世之学, 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 先生 沈曾植 复广之 以治一切诸学。”也就是说, 从治学的对象或范围来区分学问之品 类并据之以断代, 则清代学术凡三变, 以国初、乾嘉、与道咸以降三 点分成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 “国初之学大, 乾嘉之学精, 道 咸以降之学新。”具体到治学内容的变化, 道咸以降之学即“言经者 ① 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 沿此取向走下去, 自然是“治一切诸学”, 故诸子学和佛学也都随之而兴。而后两者正 是清季之沈曾植超过前贤之处。 　　如此流风所播, 清季稍有成就的学者, 大致都不离“治一切诸 学”的取径。王氏强调, 虽然道咸以降之学基本为国初与乾嘉“二派 之合而稍偏至者”, 但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 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 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 故时人治学“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 老为学之成法”, 而“务为前人所不为”。所谓“务为前人所不为”, 实 即处处反乾嘉问学路径, 恰是一片“‘正统’的崩坏, ‘异军’的复活” ( ) ② 胡适语 的气象。 　　那时不仅经今文学出, 宋学也在各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 乾嘉时被压倒的理学在咸同时期可见明显的复苏, 颇讲义理的曾 国藩等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而诗坛出现的的“同光体”, 其最大特 ① ( 王国维: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本文所用王国维著作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 影印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的《王国维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