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pdfVIP

摘 要 与联合国之前所设的临时性国际刑事法庭不同，由于《罗马规约》最终确 立的补充性原则，国际刑事法院在对《规约》所列各项国际犯罪管辖权的行使 上让位于成员国，行使第二位的管辖。这种补充性原则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案件 的可受理性方面，即：只有在成员国不愿意或不能够行使管辖某一案件时，国 际刑事法院才可以受理该案件。《罗马规约》通过其序言和第1条作为原则性规 定，第 17 条可受理性一般性规定，第 15 条、第 18 条和第 19 条程序性规定三 大部分构建了补充性原则的精密体系。毋庸置疑，补充性原则是《规约》起草 者们伟大设计的一大亮点。补充性原则是在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正义 之间达成的妥协，也构成国家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管辖权之争”的核心。 尽管如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实践在解释、适用补充 性原则的许多方面都存在争议。适用传统国际法关于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对 “愿意”、“能够”等关键词进行解释，可以明确并细化 “愿意”和“能够”的 判断标准。国际人权法的一些案例在不同语境下对这些关键词作出的诠释，虽 然不能直接适用，却能弥补国际刑事法院解释适用《规约》经验上的空白，为 解释可受理性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一国国内军事法庭、真相或和解委员会等特别法庭对《罗马规约》项下 的国际犯罪行使审判时，虽然基于其审判的种种特殊性，国际刑事法院并不能 当然地推出由这些特别法庭作出的审判“不独立”或“不公正”，从而使案件具 有可受理性，而应该具体考察某一具体国内程序，除非证明是为了包庇被告免 负刑事责任，经国内审判或正在审判中的案件不具有可受理性。 补充性原则是否适用于安理会提交的启动模式？《罗马规约》关于案件可 受理性的规定中，不同条款之间存在“矛盾”之处：第17条、第19条、第53 条未明确将安理会提交的启动模式排除在外，而第18条却不适用于安理会提交 的情形。对此学界也存在争议，而且这个问题与《罗马规约》对非缔约国的效 力、联合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直接相关。对《罗马规约》进行体系解释以 及检察官在苏丹-达尔富尔一案中作出的回答，可以肯定：安理会提交情势同样 应适用补充性原则。 1 补充性原则的适用有主动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和被动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两种模式。具体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在其正在审理中的四个情势 中，乌干达、刚果、中非三个情势都是通过主动放弃管辖的方式向国际刑事法 院主动提交案件，并与其开展国际合作。而在达尔富尔情势中，苏丹不是规约 当事国，也没有自愿接受管辖，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是基于安理会提交的方式。 尽管其国内已经存在的诉讼程序，苏丹政府也一直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和案 件可受理性提出异议，但最终在起诉阶段仍被检察官认定为具有可受理性，从 而被动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理。 《罗马规约》及《程序和证据规则》，并未明确可受理性的证明责任应由 控辩何方承担，也未规定证明标准如何。根据国际法的一般证明责任规则，即： 国家被推定为行为正当，而主张其违反国际法规则的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对于 可受理性的判断一般规则为：一般情况下，由诉方证明成员国“不愿意”或“不能 够”，即使可受理性的问题在审理的不同阶段提出；当诉方无法取得某些证据， 只能依赖于国家政府当局对某些事实提供证据，而该国出于种种考虑不愿合作 时，国际法院可以对该国家进行证据不利推定，认定其“不愿意”或“不能够” 行使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投入运作之初，由于以补充性原则作为管辖的基本原则，加 上自身的情况，面临着审判资源不足、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合作等各种现实问 题。可以在 “积极的补充性原则”的理论指导下，借鉴“混合型法院”的经验， 对现有国际刑事法院进行“重组”。 由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在某些情况下适用于非缔约国国民，中国作为 非缔约国，也需要利用补充性原则，积极主张国内管辖权，以避免国际刑事法 院的管辖。具体而言，立法措施包括：在单行立法或相关立法中明确补充性原 则，在刑法典中增加四种现行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罪行，保持国内法免责事 由与《罗马规约》的一致，改革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独立、公正程序瑕疵，在单 行立法或相关立法中对人员的逮捕和递解、移交以及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开展 合作的事项予以明确。 关键词：《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