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高考语文冬季第四辑谁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作文素材.docVIP

2013高考语文（冬季第四辑）谁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作文素材 　　2001年，山东青岛三名女生栾倩、姜妍、张天珠，具状状告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使得各地录取分数不一，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民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 　　告状不了了之，但引起了国人对“教育不公”的关注。4年后，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1月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通过对一些数据和调查，印证了教育不公平在当今社会的深刻存在。课题组负责人杨东平认为，阶层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倾斜的分数线 　　1999年，刘利华和赵星一起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不过，来自湖南农村的刘利华的分数是610分，而来自京城的赵星却比她低了好几十分，这样的分数，在湖南最多能上个二类本科。 　　考卷一样录取分数线却不一样，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的录取分数低于农村，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正是无数农村考生的痛处。2000年全国第一批高考录取分线，北京文科462分，理科469分；浙江分别为560分和573分，山西省为549分和544分。往往外地只能上专科的考生，在北京就可以上重点大学了。 　　最近，不少地区比如上海开始单独高考命题，表面上各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之差将被掩盖。 　　杨东平说，“录取分数线的后面，真正起作用的是录取率，录取率决定了录取分数线的高低。” 　　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差距外，另一个差距——阶层差距在近年来愈发凸显。 　　因为获得此类数据相当困难，课题组只得到了北京某高校2003级不同家庭子女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从这个局部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 　　可资印证的是长沙电力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余小波对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的调查，结果也是，学生父亲的职业不同，其录取分数差异较大，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要高出干部子女22分，高出工人子女18分。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也很吃惊”，杨东平说，“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机会 　　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后，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 　　建国之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政策一度有意识地向工农子弟重点倾斜。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1957年为30.8%，1974年高达78.6%。在全国范围，1952年这一比例为20.5%，1965年达71.2%。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正常现象。 　　1977年恢复高考后，原先的政治标准被分数标准取代。工农子弟的比例逐渐回落，同时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北京大学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军人子弟占40.6%，知识分子子弟为11.6%。1985年，工农子弟为44.6%，干部、军人子弟34.3%，知识分子子弟为12.4%。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军人子弟为38.7%，知识分子子弟为13.6%。此消彼长，其中干部阶层的子弟增加最多。 　　这一趋势在近年继续得到了加强，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1998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为，工农子弟占45.1%,出身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总比例为38.5%。“要知道，干部、知识分子在所有人中所占的比例仅在5%左右”，杨东平说。 　　而现有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阶层子女则更多集中于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杨东平说，“优势阶层的子女的录取分数线低于低阶层的子女，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课题组对此也有调查，在专业选择方面，农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的、收费较高的学科。而学科的选择，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教育公平正当其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是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的，教育水平基本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看谁走在前头，就看他受多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