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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市场存在的原因 [内容提要] 人类的生产活动可以在没有分工的自然经济下进行，也可以在分工状态下进行。生产和消费的特征决定了：要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必须进行分工和交换。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发展，人类能够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巨大，即交易惠利越来越多，但是与之相伴而生的交易费用也逐步上升。从宏观层次来看，中央计划方式和自由市场方式都能得到交易惠利，所不同的是，中央计划方式由于存在着更大量的未能内部化的外部性，使交易费用即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居高不下，与之相对应，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取得较高的交易惠利。 主题词：分工，外部性，交易费用，中央计划，自由市场。 人类可以在两种状态下生活：自然经济状态和分工状态。自然经济就是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在人类历史上，纯粹自给自足的生活是极少见的，早在原始社会，出于本能以及迫于环境的压力，人们在狩猎、种植等方面就存在着一些分工。即使是文人墨客梦想中的田园生活也有“男耕女织”的分工。而真正的没有分工的情况，也许只有孤岛上的鲁滨逊以及深山中的隐士才能做到。 分工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只不过有程度深浅的差别而已，今天的分工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不信的话，请环顾你的周围，有哪一件物品完全是由你自己生产的呢？今天经济之所以如此繁荣，无不得益于高度的分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发达的交换。分工使得人类的总产出与财富大幅增加，这可以从亚当·斯密经典的“制针”例子中窥见一斑，当今的分工收益比起斯密时代，增长何止千百倍。人类在生产中之所以进行分工，主要是因为先天的禀赋优势和专业生产中的边际效益递增现象，即如果某人专事某一项工作，在以后的每单位时间里产出的数量更多或者质量更高，而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后天的教育、培训以及“边干边学”中的经验积累。人类消费也有一个重要特征：边际效用递减，它决定了人类要达到较高的满足程度，必须进行多样化的消费。 假如没有专业生产中的边际收益递增现象，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就会导致个人的多样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就没有交换的必要；假如不存在消费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专业生产的边际收益递增就会导致个人的专业化生产和单一性消费，交换也没有立足之地。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逻辑性地推导出，人类要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必须进行分工和交换（如图1所示）。由于每项产品对于专业生产者来说和对于其他消费者来说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其间的差额完全可以转化为贸易收益，这就为进行交换提供了动力，又使交换在必要性之外具备了可行性。 分工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随之而来的交换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是人类为了得到分工收益而必须支付的代价。康芒斯将人类活动分为“生产”和“交易”两种，“生产”是人对自然的活动，“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生产中的分工越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活动越频繁，交易费用就会逐步上升。交换导致了对规范和约束各方行为的“制度”的需求，阿罗指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据诺思教授10多年前对美国经济的测算，交易费用已高达社会总费用的50%，而张五常教授对香港的测算结果是80%。总之，今天绝不能再对交易费用视而不见了，而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交易费用对经济体制运行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了评价一个经济制度优劣的准则：用尽量小的交易费用取得尽量大的分工收益。 从宏观角度来看，有两种资源组织方式可以进行分工和交换：自由市场方式与中央计划方式。中央计划能够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交换，但是在完成这一职能的过程中，收益较低且同时伴随着居高不下的交易费用。首先，中央计划者对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信息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收集、处理，导致了扭曲僵化的价格体系，使社会资源的正常流动失去了依据，因而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其次，决策者作为有独立利益的理性人，有着与社会公众不同的目标函数，有没有动力作出对社会有益的决策，也是一个未知数；最后，由于缺少了市场对劳动成果的公正评价，社会成员的行为存在大量外部性，不仅相互监督消耗了很多资源，而且由于监督不力造成了很大的效率损失，无法评价工作绩效的结果必然是僵化的分配机制，个人的收益与投入完全脱节，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大降低。 著名经济学家诺思用以评价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是：个人收益是否趋近于社会收益。在中央计划体制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包含着大量的外部性，而这些外部性（正的或负的）没有被有效地内部化，造成了个人收益、个人成本与社会收益、社会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为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 与之相比，市场制度将经济组织之间、个人之间的相当大一部分外部性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