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户路千户州 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doc

“万户路”、“千户州” 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 温海清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蒙古南徇中原将具有草原游牧文化传统的军政合一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带入华北汉地的具体历史过程，并对该时期世侯(或部分当地长官)所系军事职衔(万户、千户，或佩虎符、金符)与其所占路府、州郡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比对，揭示出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即汉地万户往往对应于路府单位，千户则基本对应于州郡单元。本文将此归纳为“万户路”、“千户州”。　　关 键 词：金元之际 千户百户制 路府州郡　　作者简介：温海清，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就解析蒙古草原游牧国家政治制度与各被征服农耕定居社会的传统政治制度如何接榫的问题而言，作为游牧政治三大基本制度之一的千户百户制，应比怯薛制与分封制更具分析价值。这是因为后两者牵涉所及，更多的是与蒙古黄金家族和草原勳贵等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与各征服地区当地的统治阶层则所涉十分有限；相比较而言，千户百户制作为黄金家族对全蒙古部众实行军事行政控制的基本社会组织和游牧国家结构的基础，①则更深入地被推行到各征服地区的基层统治集团和更广泛的各类群体中间。也就是说，千户百户制度在各征服地区推行的过程中势必会与当地传统政治制度发生更多联系，借此我们或可更好地理解蒙古旧制与当地制度榫合的具体历史过程。　　学界大体同意，蒙古帝国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面临着“地方化”趋势。爱尔森(Thomas T. Allsen)针对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统治政策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帝国的赋税制度融合了蒙古与中亚突厥的税收惯例，户口检括则采纳汉地的经验，军事机构则遵循具有悠久草原传统的模式。尽管帝国的管理制度具有某种匀称性，但绝不意味着整个帝国尤其是其基层制度上的无差异性。它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当地的实际和传统。”②舒尔曼(H. F. Schurmann)在更早期也曾观察到，在华北地区，地方基层保留汉地因素，而上层则大量存在蒙古(或外来)因素。③即越接近基层当地因素越明显，越往上层则蒙古因素越凸显。姚大力先生对此亦曾写道：“在越低的行政层次，被征服地区原有的行政组织形式以及其他相应制度，保留得就越多。蒙古对这些地方的统治，实际上是依赖于来自草原体制以及从当地传统政治体制中保留下来的两类制度损益变通，使之互相耦合、同步运转来实现的。所以，在被征服地区，我们到处都看见蒙古政治体制或紧或慢地朝着‘地方化’的方向发展。”十分有意思的是，此观点所直接指向的就是“完全反映着游牧经济独特性的军事—行政联合的千户百户制度”，认为其“更加不易在农业人口中推行”。④如果不至于太过曲解其本意的话，我们或可这样认为，具有浓厚草原军事行政区划单元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度，在各征服地区的地方基层，尤其是在军事、行政区划的领域中，是不太可能得到深入而广泛推行的。　　以上所述似存悖谬，一方面强调千户百户制度在各地方基层会得到更广泛深入推行，另一方面却又指出它在各被征服农耕定居社会的地方基层不易实行。事实上，这看似悖论的背后其实并不矛盾。前者所欲强调的是在蒙古征服初期，统治秩序尚未完全确立前，千户百户制度得以在各地试探性地推行；而后者观点的提出乃是基于蒙古在各地统治逐步深入之后所观察到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在历经“地方化”过程后，草原因素逐步让位于当地因素，千户百户制度最终被当地制度所取代。它所反映的正是在蒙古草原传统与各被征服地方原有制度接榫的过程中，草原因素逐渐被地方因素所遮蔽的现象。那么，千户百户制度与中原汉地的哪种制度结合得最为紧密呢？　　笔者以为，作为一种深刻体现草原地区军事、行政区划单元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度，它与中原汉地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路府州郡的行政区划体系之间，无疑结合得最为紧密且最具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性关系的存在，元代史籍在在可见：张晋亨朝觐，宪宗欲授其金虎符，张氏辞曰：“虎符，国之名器，长一道者所佩，臣隶忠济麾下，复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帝益喜，改赐玺书、金符，恩州管民万户。”⑤中统三年，诏“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其州、县官兼千户、百户者仍其旧”。⑥在征服南宋过程中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军官兼理民政，“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之，百户亦然”。⑦元末叶子奇更称：“元各路立万户府，各县立千户所，以压镇各处。”⑧上述史料中除最后一条略有不洽外，其他均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种总体性的信息，那就是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系间存在着较明显的对应关系。然而，这种对应性关系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确曾被广泛推行过，它又如何发生演变的呢？　　上述诸条史料所指向的时间节点大部分是在建元中统后，它所反映的是蒙古人在统治汉地较长一段时间之后的情状。本文欲图通过比对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