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营企业参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分析和对策开题报告.docVIP

开题报告 浙江民营企业参与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分析和对策 一、立论依据 1.研究意义、预期目标 近年来，浙江实施“走出去”战略成绩突出。截至到2008年底，全省经审批和核准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3466家，累计投资总额30.14亿美元，累计中方投资25.98亿美元，遍布6大洲、121个国家和地区。然而，浙江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风险。2006年开始，商务部筹资推动了一种全新的对外投资方式—— 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作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因此系统研究浙江民营企业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找出可行性对策，可以促进浙江民企企业的良性发展。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张广荣（2008）的研究指出，浙江民营企业许多出口产品遭遇越来越严峻的经贸摩擦，产品出口风险日益加大。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各国加大了对我国企业和相关出口产品的关注。特别是由于我国的轻工产品往往价廉物美，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发展、就业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有些国家开始通过反倾销、技术标准等各种贸易壁垒制造经贸摩擦，限制我国轻工产品进口。以温州为例，2001年我国人世以来，决心要建设“国际轻工城”的温州就先后有眼镜、打火机、鞋类、水产品、低压电器等20多种产品遇到来自美国、欧盟、土耳其、阿根廷、巴西等国家的贸易壁垒。仅在2007年一年，温州民营企业就遭遇了土耳其眼镜架保护措施，土耳其箱包保障措施，加拿大对铜制管件提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程序，美国对复合编织袋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和断路器调查，欧盟对制鞋企业发起的反规避调查。 林洵子（2006）发现，浙江民营企业在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时所面临的特殊风险就是政治风险了。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商务著作中，以反映美国企业对于政府干预的不信任，以及外国企业正试图控制国际企业。近二、三年中，有一些恐怖事件的发生，矛头是直接指向中国的，如发生在阿富汗的11名中国工人在睡梦中遭袭击身亡，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工程师遭绑架、杀害等事件，使人感到威胁的逼近。这些事件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却也一样硝烟弥漫，对经济环境的危害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被称为是一种新威胁，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这种威胁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明显的跨国性。实施恐怖袭击的主体呈“网络化”散布于不同的国家，如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就是呈网状结构地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虽无隶属关系，却联系紧密、行动灵活。强烈的突发性。恐怖袭击往往是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没有明显的征兆。1990年以来全球就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非常的复杂性。恐怖袭击虽然是暴力行为，却不同于战争、武装冲突，无法单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恐怖主义的形成，与霸权主义引发的抗争心态、领士、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其一旦掌握了现代高科技手段，还会引发出更大的安全问题，使得事前防范难上加难。打击面的广泛性。与上一世纪的恐怖主义活动相比，近年的恐怖袭击对象从敌对的个人或组织转向了平民，以平民百姓的命为筹码，诉求集团利益，伤害面特别大，影响也就特别大。上述种种特征使我们看到，恐怖袭击虽不一定是针对跨国经营的企业的，也不一定会使企业的正常运作中断，但它对和平的破坏，对跨国经营的企业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破坏，至少会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大提高，从而对其长期的现金流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这种新威胁是一种很难对付的政治风险。,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当企业高速发展时,难以跟上企业发展的快节奏,阻碍企业管理的进一步升级。企业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缺乏突破,表现在:民营企业老板自己不能跟企业共同成长;民营企业管理团队老化,无力或不愿管理变革;民营企业员工素质差,难以胜任管理变革。跨国经营时,多数民营企业在组建形式、管理模式、经营方式方面仍残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经营管理模式的痕迹和烙印,如企业组织结构单一；企业在科技开发、生产、供给、销售方面脱节；管理权结构尚未摆脱“家族式”、“作坊式”的影响等。其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民营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墨守国内生产经营方式,沿用国内传统的管理办法,遥控指挥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动,形成了国内经营机制在国外的延伸,致使许多海外机构成为驻外办事处或接待站。另一方面,出现了对海外企业管得过死或放任自流两种极端倾向。 经济研究参考（2010）指出，建立和完善政府多、双边合作机制,以更开放的合作化解风险。继续积极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海关互助合作、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检验检疫等政府间双边协定,注重保护我国企业利益。扩大和利用双边、多边、区域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减少投资壁垒,为企业境外投资合作创造便利条件和良好氛围。更加强调与包括东道国政府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