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化的突变与渐进——兼论次序比速度更重要.docVIP

《制度经济学研究》第四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197页。 制度演化的突变与渐进 张旭昆 Abstract : The paper put forward two reforms of sudden change and two reforms of gradual change . It analysis some factors that decide the opposite advance of different reform rate . For success of reform , the order of reform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ate of reform . The evolution of reform objective is important to success of reform . Key words : reform of sudden change reforms of gradual change the order of reform 内容提要：提出两种突变渐进突变突变渐进(有时也被称作‘休克疗法’、‘大爆炸’)。关于这两者的优劣比较，成为九十年代以来 过渡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提倡大爆炸转轨方式的萨克斯、里查德·埃里克森、缪非、布兰查德，和俄罗斯的盖达尔等，以及提倡渐进转轨方式的麦金农、缪瑞尔、迪沃崔庞特、爱尔曼和俄罗斯的阿巴尔金以及中国的盛洪、张军等。 为大爆炸转轨方式提供辩护的逻辑依据是强调原有计划体制内部各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或者说是共生共灭关系。为大爆炸转轨方式提供辩护的还有道德依据，就是强调像捷克那样通过认股权证的方式迅速地均分国有资产是一种公平的方式。 为渐进转轨方式提供辩护的逻辑依据是强调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事先规划出一套完美无缺的全盘转轨方案，只能因循渐进，依序展开；同时适应新的制度系统的组织及其相互间的信息传输网络不可能一日建成，需要一段过渡时间；而且大爆炸转轨方式不会比渐进转轨方式更能保证转轨后企业的效率，通过认股权证的方式均分国有资产的实际操作过程也往往不能保证公平的真正实现。 过渡经济学中的两派之争，实际上提出了制度演化的最优方式、最优路径和最优速度问题，以及最优方式、最优路径和最优速度对初始条件的依存问题。 过渡经济学在谈到渐进式改革时往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例子，谈到突变式改革时往往以俄罗斯和东欧在80-90年代的改革为例子。人们往往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例，论证渐进演化优于突变演化。但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渐进演化未必一定成功，突变演化未必一定失败。 其实前苏联东欧在60～70年代实行的改革也应属渐进式，但是它失败了；而二战以后联邦德国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过程，可称作成功的突变式制度演化。因此可见决定制度演化成功与否的不仅仅是演化的速度，还有其它因素。 这就是不少文献中所说的增量改革。下同）一整套具有耦合关系和派生关系的制度簇而渐进则意味着先改变部分制度，更经常的是在原有制度旁边先增设一些新制度，然后再逐步改变或/和增设与它们有耦合关系和派生关系的制度，同时待时机成熟再逐步废弃与它们有互斥关系的制度前一种意义上的突变和渐进可称作突变和渐进，突变1式1式后一种意义上的可称作突变和渐进渐进2式。 1式的，首先在经济特区试行对外开放制度，尔后逐步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地区。中国价格体制的改革也是渐进1式的，首先从部分商品开始，逐步推广到几乎所有商品。就是同一种商品，其价格制度的变化也是渐进1式的，首先从计划外超产部分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再逐步过渡到所有部分。而中国1994年实行的税收制度改革，则是突变1式的，新的税制是同时在全国范围中实施的。中国整个经济改革进程，则是渐进2式的，首先实行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分配制度改革，然后实行价格体制的改革，再过渡到产权制度改革。1式1式 首先考虑单项制度的突变与渐进。当需要改变的制度属于那种要么由政府在整个范围中实施，要么在整个范围中都不实施，否则对所有人都无益的制度时，政府就必须在整个范围（全国，全行业，全体具有相同身份角色的人，等）内强制进行突变1式。如、工作日、度量衡、铁路运行时刻表等等的制度。 1方式。这种由点及面的渐进式制度演化，可以是个人式的或协议式的，也可以是强制式的。可以是民间自发的，也可以是政府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增量改革方式就是一个例。在这种由点及面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如下图所示：两个博弈得分矩阵都表示，初始情况是甲乙两个主体都未采纳制度a，这时的得分为（1，1）。若两方中有一方首先采纳制度a，则其得分将升至4而另一方则降到0，这就是所谓的头口水效应。但若接下去另一方也跟着采纳a，则在左图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