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docVIP

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作者：李 玲 摘要：巴金四十年代以前的小说，常常在价值取向和艺术思维两方面呈现出漠视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中心意识。在天使型受难女性的形象塑造中，巴金赞美盲目从夫、泯灭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妇德；在圣女型革命女性的形象塑造中，巴金把女性抽象化为男性精神拯救过程中没有女性生命实感的革命符码、性别符码。巴金前期小说中的男性中心意识，暴露出了中国现代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在性别观念上现代性不足的致命缺陷。《寒夜》等后期小说中，巴金克服了这一缺陷。 关键词：巴金 现代小说 男性中心意识 女性形象 巴金四十年代以前的小说，从总体上而言，是以男性青年为主体的现代启蒙叙事、现代革命叙事。在其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纯粹属于落后、黑暗阵营的男性极为明确。他们不外是封建家长及其不肖子弟、剥削阶级及其帮凶两大类。附属于他们的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愚昧、不觉悟的，甚至是可恶的，有时还被界定为帮凶，虽然有时也被认为是可怜的，如《家》中的陈姨太、三太太、四太太、五太太等。作家站在进步、光明阵营的立场上，用外视点描述落后、黑暗阵营中的男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女性，因而这些男男女女多多少少都是脸谱化、简单化的，是被判断为失去历史合理性的过时之物。而在这个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中，真正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一批受落后、黑暗力量压迫但尚徘徊于进步与落后、革命与不革命，或刚刚献身革命的现代子辈男性，如杜大心（《灭亡》）、李冷（《新生》）、周如水（《雾》）、陈真（《雾》、《雨》）、吴仁民（《雨》、《电》）、觉新、觉民、觉慧（《家》）等。巴金四十年代以前的小说从总体上而言，正是这些大致上属于子辈的男性、大致上属于革命阵营的男性的精神挣扎史、精神成长史。作家用以观照他们的价值尺度是，如果他们屈从于落后、黑暗，如果他们不起来革命，他们将被吞噬、被毁灭；如果他们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并且把反叛的激情与革命的理性相结合，他们将获得新生、获得幸福、获得永恒。这一价值尺度对他们起着警告因而也是拯救的作用。其实无论用以观照这些人物的这一启蒙、革命立场，还是尚徘徊于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男性主人公，都是作家自身相对立统一的两重自我。前者是他的理想、他的价值追求、他的自我拯救；后者是他对自己以及同辈男性现实处境的认识，是他对自我的反思。巴金的小说，实际上只是把这两重自我整合为一体的，以现代子辈男性、革命阶级男性为主体的历史叙事。 这些子辈男性、革命男性的心路历程中，总有美好的子辈女性相伴前后。她们中也有玉雯（《雨》）、慧（《雷》）这类归顺的魔女型女性。归顺的魔女们或曾背叛男性，或曾操纵男性，但她们最终却都无可挽回地发觉自己仍然痴心爱着被自己伤害的男性，从而让男性人物在爱情上遭受挫折而最终仍然享受到异性爱慕、异性臣服的骄傲。归顺的魔女型女性，承载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张力的恐惧与爱恋，承载了男性征服异性的生命渴求。但这类在茅盾前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革命魔女，在巴金的前期小说中毕竟占少数，描写也不充分。四十年代之前，巴金小说中的正面女性文学形象主要集中于自始自终都以美好心愿对待男性世界的女性身上。她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受难的天使型女性。她们从属于那些本应属于进步、光明阵营却又徘徊、软弱的子辈男性，以鸣凤、瑞珏、梅（《家》）为代表，主要出现在巴金前期的反封建系列小说中。她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是温驯、纯洁、无条件地爱着男性爱人。她们的形象功能主要是满足男性主人公以及与男性主人公相贴近的作家确认自我、慰藉自我、纵容自我的需求。另一类是新生的圣女型女性。她们从属于作家心目中的启蒙、革命原则，以李静淑（《灭亡》、《新生》）、张文珠（《新生》）、李佩珠（《雨》、《电》）为代表，主要出现于巴金前期的革命系列小说中。她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圣洁、坚定、富有为人民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她们的形象功能主要是满足男性主人公及作家自我拯救的愿望。还有一些正面女性如琴（《家》）、张若兰（《雾》）、熊智君（《雨》）则介于天使型女性和圣女型女性之间，对男性自我兼具慰藉、纵容与拯救、引导的双重功能，交叉出现于巴金前期的反封建系列和革命系列作品中。 这些美好的正面女性作为男性主体的精神慰藉者、精神拯救者，应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都被整合进中国现代启蒙、革命思想框架中，因而都获得了某种新的、符合历史必然性的身份标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群像之一。但实际上，巴金在多数时候都并没有按照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来设置这些女性的心理活动，而是简单、自恋地按照男性对异性的多重心理需求来演绎这些女性的精神风貌。作家的男性立场制约着他的女性想像；作家的男性主体意识压抑着人物的女性主体性，二者之间构不成对话关系。这些被男性作家确认为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