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物馆学”语境中的数字博物馆.docVIP

“新博物馆学”语境中的数字博物馆 尹形云 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 自17世纪末，博物馆由私人的集中收藏跨人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领域以来，其形态与精神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发生了多次变化。上世纪后半叶“新博物馆学”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后，对博物馆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将对“新博物馆学”语境下，数字博物馆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远景做出探讨。 “新博物馆学”这一名词大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提出是全球博物馆在经历了60、70年代蓬勃发展的高潮后，在外来的批评和自身的内省中，激荡酝酿出的有别于“传统博物馆学”理念，并试图对过去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检讨和反思的思潮。 “新博物馆学”理论的提出深受其它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理论的影响。 “新博物馆学”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理论范式，可以说，“新博物馆学”理念主要依靠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博物馆工作实践传播开来。20世纪80年代，有相似理想的一群博物馆工作者组织了“新博物馆学国际运动”，他们将“新博物馆学”的目标界定为:“全球化的世界观、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不断适应社群的活动，以及对个人及社会发展有所贡献的方法、研究和实践”。 “新博物馆学”修正了传统博物馆一向奉行不逾的“典藏一研究一展示一教育”的功能，将博物馆工作归纳为“收藏一保管一跨学科研究一展示一观众参与的教育活动”。同时，“新博物馆学”倡导关怀地方社群，将博物馆视为社会文化的象征，关注博物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和协调。“新博物馆学”针对传统博物馆以反映精英历史及文化为主线的收藏、展示和研究取向，对传统被视为“真理”的价值、主义、权威、真实等标准提出了不同看法。博物馆与多元文化的整合、博物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博物馆对西方以外其它文明的反映都成为“新博物馆学”重新检视现代社会脉络下博物馆角色所考量的内容。 “新博物馆学”并非要以全新的博物馆来取代传统博物馆，而是要帮助传统博物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拓展新的领域和发展方向，从而真正实现博物馆在创始之初设立的宗旨，成为“服务社会大众的教育机构”。在“新博物馆学”理念的倡导下，博物馆的知识建构和传递方式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博物馆工作的重心逐步由“物”向“人”转移。有别于传统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工作以博物馆藏品为核心，而对观众的需求、行为和心理较少关注的态势，“新博物馆学”倡导下的博物馆普遍开始关注参观者的兴趣、期待、参观效果以及参观中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博物馆已不满足于为观众提供孤立的某个展览或某次教育活动，而将由舒适的环境、互动的展览和观众参与的活动等共同组成的综合“博物馆体验”(Museum Experienee)作为树立博物馆形象、实现博物馆功用的方式。 受到“新博物馆学”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大的社会公众，在艺术博物馆，非洲、亚洲、美洲的艺术成就走出了西方古典大师的阴影，取得了独立的一席之地;人类学博物馆，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不再是西方文明的陪衬，而受到尊重。 地方性、专题性的中小博物馆不断兴建，博物馆开始真正成为反映、代表普通公众的论坛和休闲场所，而非少数社会精英和上层人士的神圣殿堂。“新博物馆学”语境中的博物馆不再以构建具体的知识体系为终极目标，而是将在公众中建立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认同感作为博物馆工作的最大宗旨。 有别于传统博物馆，在“新博物馆学”的影响下，博物馆的展示和教育更强调提出反映观众感兴趣的问题，激发观众的思考，鼓励观众的参与，而非将专业知识作为唯一答案简单地呈现出来。博物馆展览突破了传统博物馆以“物”为核心而形成的编年式陈列手法，更多地采用符合观众兴趣的“主题”展览。博物馆运用新的科技手段，以互动(Interaetive)和“动手”(Hands-on)等形式，鼓励观众的参与和探索，改变了传统博物馆以宜教的形式，向观众灌输知识的模式。在“新博物馆学”语境下，观众在博物馆中将真实的物品与周围和谐的环境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情感和智识的投入，实现信息的交流和意识的重建。与传统博物馆注重具体知识的记忆和积累的教育方式相比，受到“新博物馆学”影响的博物馆在展示和教育中更重视观众思考技巧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一言以蔽之，在“新博物馆学”语境下，观众不再是处于次要地位、需要训诫的“学生”，而是处于平等地位、可以沟通的“朋友”。 虽然“新博物馆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中对传统博物馆的功能和实践的反思有矫枉过正之嫌，如一些“新博物馆学”的实践者甚至主张完全打破传统博物馆的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取消专业博物馆工作人员，由民众代表对博物馆工作做出决策;博物馆收藏则以能反映某一地区或社群“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实物为主，并尽可能只保存其信息，而将原物品保存在其原生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等等主张{3}，完全突破了近代以来博物馆作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