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生态学视角下传播学理论的盛宴.docVIP

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 ——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综述 邵鹏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引言 2011年7月16日杭州骄阳似火，对于旅行者们而言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出行时节，但是对于数十名来自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教授、青年学者们来说，浙江大学“和谐平衡：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学术交流的氛围比杭州酷暑要更加热烈，学术上的收获比旅行的体验更加丰厚。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邵培仁教授主持，论坛开幕上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致辞，吴飞教授回顾了论坛举办四年来传播学者们对于传播学研究不懈追求和此前几次论坛中所取得丰硕成果，以及对于本次论坛取得成功的殷切期望。主持和评议的专家有中国传媒大学周鸿铎教授、四川大学的欧阳宏生教授、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许正林教授、浙江大学李杰教授和范志忠教授。 如果说2008年亚洲主张：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界2011年媒介生态原发。这次博士论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术寻根。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博士曾在《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1期发表论文，认为生态范式是中国传播学走出自主性危机的一条最佳路径，这次她从“天人合一”谈到“君子之道”，纵论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的传播与实践，又给人增添了许多文化自信。论文将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古代君子人格的核心行为准则两相对照，发现原来基于“天文”领域的生态哲学思想，落实到“人文”领域，则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君子文化，而君子文化又演化成了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主要思维模式和关系准则。这种与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君子人格，至今仍然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上海大学博士生贾兵的论文认为，在先秦诸子对传播的论述中，虽然没有当代的术语表达，但是其所指涉的现象及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与当代政治传播研究多有吻合之处，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理念是认识和探讨华夏政治传播源流的基础。先秦诸子的论说均立足于对人性逐利的认知、对政治关系本质的认知。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致效观，更是主张从本质上把握信息与内容的关系，把握信息与传播者的关系，把握传播者与政治传播环境的关系。 厦门大学博士后谢清果副教授的论文认为，《老子》字字珠玑，闪耀中华文明之光，虽并非为传播学而著，却蕴含着丰富的传播思想。透过其《道德经》，作者领悟到其中蕴藏着的传播智慧，从受众和传播者两方面出发，对当前传播媒介在构建拟态环境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拟态环境负面现象越演越烈的状况，提出了相应的“道家”式解决之道，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浙江大学博士生周岩的论文选取了《孙子兵法》作为研究范本，认为《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著作，其在中国人际传播之中也有着很强的价值体现。其中的王道与霸道、忍与舍得、太极策略以及侠与义四个方面无不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传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这其中的内核思想——“天人合一”的和谐价值观也是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终极追求，而“天人合一”的实现需要我们从“人”去突破。 上海大学博士生李芸的论文认为，《战国策》包含了中国古代早期人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传播学本土化不应被忽视的一块民族瑰宝。同时，她介绍了其研究中对于战国时期“士”的交往类型、方式、话语力量以及其中的说服策略。 上海大学博士生皇甫晓涛就其对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展开了分享。他认为明清时期的传教活动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第一次交流与碰撞，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中并不是企图西化中国人而是以归化中国人为前提，而这基本上是以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化”改造与自我适应为出发点，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人传教士在对华传教中有着不同一般的传播策略和特点。皇甫晓涛博士就此梳理和分析了西方传教策略的形式和种类以及背后的历史原因及其社会动因。 四川大学博士生冯燕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于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文论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的分析。其研究认为传播环境、传播者以及传播技巧三方面在其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认为袁宏道文论的传播学个案研究有助于将传播学理论纳入到对古代文论影响和受众研究中去，同时应该注意在古代传播活动研究中考察传播学术语的所指，而非能指。 二、立足当下：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现实路径 本土传播学研究有许多路径可走，并非一定要回到过去，在本土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找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其实也可以立足当下，面向中国传播与媒介现状和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本土性的探索和研究。 浙大博士、华师大刘秀梅教授的论文认为，绘画艺术从古至今，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创新、繁衍，在多媒体艺术中又得到审美时空的拓展，创造了无数不朽的奇迹，丰富了人们的审美视听。尤其是今天——进入读图时代，绘画传播已经成为决定时代特征、乃至文明进程的关键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