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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特点：论妇女的不团结 刘 军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学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之一是注重研究妇女群体内部的不团结、不和谐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本文认为，这是妇女史学深入发展和这一领域研究进一步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值得关注。了解和分析这方面的情况，对研究美国妇女史及其相关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对刚起步的我国妇女史研究均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 美国妇女史学起步于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期妇女史学家大多相信有一个专门属于妇女的领域，是妇女文化和妇女共同体的基础，这是由妇女们共同的生活经验决定的。妇女怀孕、生产、抚育儿童、照顾老人，在社会上因性别歧视，在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她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和体验。相较男子，妇女单纯、虔诚、更为道德、和平、富于同情心，这些构成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妇女运动发展的基础，也成为研究妇女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妇女天性、与男子不同的生活领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妇女文化，三者构成女性情谊（womanhood）或姐妹情谊（sisterhood），或者说，妇女因其性别特征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的亲密的群体关系。这种模式最初是以对维多利亚时期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研究为依据的，但随着一系列相应概念的形成，这种模式逐渐成为对所有妇女的研究模式，并成为妇女历史一般性解释的基础。 学者们认为，父权制和现代化的结合使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妇女中引申出的女性情谊或姐妹情谊，超越了贫富、种族、宗教、土生和移民妇女之间的藩篱。父权制造成的性别歧视，使所有妇女在经济、接受教育和政治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现代化使男女分属不同领域的观念和女性情谊观念扩及到全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阶层化及相应的群体心理发展在产生了追求自主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仍保留了性别差异的突出位置。另外，现代化理论逻辑上认为，对精英妇女的分析提供了理解其他妇女经验的途径，因为精英妇女的生活方式是其他妇女所追求和向往的。工业化导致了普遍的人生压抑，贫困妇女“压抑的劳动生活”和富裕妇女“压抑的休闲生活”，构成了跨阶级的女性情谊。总之，现代化理论强化这种观点，即妇女间基于性别的纽带要强于分割妇女的阶级、种族、文化等因素。然而，这种观点自八十年代起不断受到置疑和挑战。 首先，随着研究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史学的深入发展，学者们从各自角度揭示了美国妇女史学中存在的种族主义倾向，和以西方文化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价值观念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不适合美国少数民族妇女和广大第三世界妇女的历史和现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只感受到性别压迫，而其他妇女在经历性别压迫的同时，还受到种族和阶级压迫。即使以维多利亚时期妇女为例，现代化并没有在妇女中形成一种普遍的姐妹情谊，相反，造成了妇女贫富两极化趋势，按照阶级产生了虔诚、纯洁的“现代”妇女和奢侈、寄生的“前现代”妇女。广大劳动妇女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迥然不同，两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相距甚远，相互隔阂乃至矛盾不可避免，这类实例在美国妇女史上比比皆是。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已经影响和左右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只是妇女史学在发展初期忙于学科建设，促进妇女团结，推动现实中的妇女运动，对妇女史中不和谐的一面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妇女史学的重点是控诉、批判父权制对妇女的历史性压迫和现实性影响，大致是将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然而妇运现实中不断暴露的问题以及妇女组织中的严重分裂状况，使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研究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性。1981年6月美国妇女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议题为“妇女对种族主义的反应”，这是全国性妇女学术组织首次讨论妇女中的种族主义问题，显示了妇女史学研究倾向的这种变化。 其次，八十年代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新右派（the New Right）势力，新右派相对五十年代的老右派（the Old Right）而言。在以往对右派活动的历史研究中忽视了右派妇女，妇女史学家填补了这项空白，她们对右派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反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上。一般认为，妇女右派阵线是由反《平等权利修正案》（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反堕胎、主张军备等妇女组织组成的。八十年代妇女运动内部出现的这种“反对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antifeminist feminism）或称“修正主义女权主义”（revisionist feminism）的新右派势力，被媒体称为“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时代的来临。虽然这种保守的女权主义思潮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它在主张抛弃性别政治，妇女应该更加重视家庭、子女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