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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国策》中的策士形象 周 琳 (2004级学员)政治攻势与外交斗争也是争霸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阶层中一批又一批的游说策士应运而生了。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战国策》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战国策》反映的这段时期正是我国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的战国时期。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战国策第八》中说：这时候的战争杀伤很多。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后人因此称这个时代为战国时代。在长期混乱之后，贵族有的作了国君，有的渐渐衰灭。这个阶级算是随着封建制度崩坏了。那时侯的国君，没有了世袭的大臣，便集权专制起来。辅助他们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同的士人。那时侯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就是所谓‘好客’‘好士’的风气。其中最高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财的，况且难得有把握；重要的还是外交的工夫。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一些帮手。担负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既然这般重要，所以立谈可以取卿相；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成，出身的贵贱到是不在乎的。这段话已经把辩说之策士的生存环境和策士受到重视的原因说得很清楚。社会的变化，策士阶层的出现和人数的迅速增加，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另外由于他们掌握的文化知识，而为君主统治阶级所重视，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以谋富国强兵，这就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策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对这类辩说策士型人才的社会需求量很大，策士成了紧俏人才，因此就有策士的空前活跃，士贵耳，而王不贵，这时候的策士大概扮演着谋士和外交家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需要善于计谋和论辩才能的策士，充分阐述自己的主张说服君王，为君王们谋取利益；另一方面，在一个空前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舞台，策士也极力展示自己的智慧和论辩演讲的语言文化艺术才能，尽力实现自己的功利抱负。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