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心--《报任少卿书》析论（中）.docVIP

司马迁之心－－《报任少卿书》析论（中） 作者：向阳 四、〈报任少卿书〉的写作年月 〈报书〉的作年，主要有两说。一是王国维的太始四年（93B.C.）说，张鹏一、郑鹤声、李长之、张大可、施丁等人从之。13 一是赵翼的征和二年（91B.C.）说，清人包世臣、王鸣盛、沈钦韩、周寿昌等多主此说，近代程金造、袁传彰等人亦从之。14 二说各有理据，往复论辩，愈辨愈细，最后也都坚持己见。笔者在综览各家文字之后，思之再三，亦仍主征和二年十一月之说。试将思辨过程及理由条述如下： （一）考据应尽量依据确实的数据进行，至少不可违背基本的史实，故应尊重第一手数据。〈报书〉与〈自序〉等作者自述文字，在无版本依据及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不应随意怀疑或推翻，以迁就己说；否则，各从己是，治丝益纷，难以客观理性讨论并获致共同结论（不必是最后答案）。 （二）司马迁自言，「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是指在京师为官，侍奉武帝已有二十余年。史公不应连自己出仕的年数都记错或算错，因此，〈报书〉的作年必须符合或不违背此一基本事实。 史公何年入仕？根据〈自序〉所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江，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仲尼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史公仕为郎中是在漫游归来之后，奉使西征之前。元封元年之前的「西征巴蜀以南」，应是指元鼎六年（111B.C.），平西南夷以为五郡。但史公仕为郎中的年代至晚应可再上推一年。王国维根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冬武帝曾逾陇「登崆峒」，而史公于〈五帝本纪赞〉中自言「余尝西至空桐」，认为这是史公以郎中身份侍从武帝西巡的显证。15 施丁认为司马迁始仕郎中，肯定在元狩年间，至迟在元狩五年（118B.C.），主要证据为〈封禅书〉末尾讲「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史公既曾「入寿宫侍祠神语」，而寿宫为元狩五年置，因此断言史公至迟在元狩五年仕为郎中。16此说有二病。其一，史公生于建元六年（笔者另有〈太史公生年研究评析〉稿，史公生年当以建元六年为是），元狩五年时史公十八岁，有可能当郎中，但施氏主张史公生于景帝中五年，则史公当时已二十八岁，似乎太晚了。其二，这段话是〈封禅书〉的赞，是史公总结的评论，虽是以武帝为主，但不只讲武帝，更非只讲寿宫。寿宫是元狩五年置（见《通鉴》），但史公入寿宫不能必定此年。因为武帝即位后，即「尤好鬼神之祀」，在位数十年，始终好神仙，求长生，立祠祀，候鬼神，欲与神通。故太祝领六祠、八神，而方士所立祠犹不在内。寿宫在甘泉，甘泉是申公对武帝所言「黄帝接万灵」之处，元狩二年（121B.C.）甘泉宫落成， 元狩五年（118B.C.）置寿宫神君（《通鉴》考定），元封二年（109B.C.）从公孙卿言，甘泉作益寿、延寿二观（从《汉志》解，不从梁玉绳说），通天茎台，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可见文成将军少翁虽诛死，而寿宫续存不废，且更增建。武帝常至甘泉，候祠天神，冀益寿延年，并非只到甘泉寿宫一次，故不能据此判定司马迁必于元狩五年仕为郎中。 史公入仕之年可以早到什么时候？则视对上文的解读而定，短则「有一、二年的时间足矣」，长则「假定五年也不为过」。史公生于建元六年，则二十壮游当为元鼎元年。个人理解，史公壮游的时间不应少于二年，因为（1）史公的壮游不是一般的漫游，而是游历加上游学，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司马谈刻意栽培其子司马迁继承太史的家业，从十岁诵古文到二十岁，司马迁的基础教育已经完成。二十岁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要其爱子游历天下，行万里路，但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基本上以学习为目的，锻炼体魄，增广见闻，把握机会，自由吸收。这与秦皇汉武出巡的动机、条件与限制是不一样的。（2）因为是游学，所以应将「讲业齐鲁之都」特别计算进去。齐鲁年间」。 两地经济优、文化高，是孔子的故乡、儒者的居地，是汉初学术振兴的重镇。「业」是经书的大版，《国语．周语上》：「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韦昭注：「讲，习也」。讲武即习武。《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注：「讲，习也。」习礼亦称讲。《说文》：「业，大版也。所以饰县钟鼓。」是覆在悬挂钟鼓等乐器上的装饰物；又指筑墙用之大版，见《尔雅．释器》；又指书册之版。《礼记．曲礼上》：「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业，谓篇卷也。」是解说，不是正名。故宋翔凤《过庭录．管子识误》云：「古人写书用方版，《尔雅》：『大版谓之业』，故书版亦谓之业。郑训业为篇卷，以今证古也。」又，「业」亦指写字用的业版。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周颂．有瞽》：「至弟子之言习业、讲业，皆谓书所问于版，以备遗忘。盖弟子之有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