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1918—1937) 的田野作业.docVIP

浅析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1918—1937）的田野作业 李伟峰 原文发表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摘要：田野作业是民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作业之于民俗学的重要性，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学界甚少开展田野作业方面的研究，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也都还处于不完备的稚弱状态，对其进行反思成为我们从事民俗学研究至关重要的环节。我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在发起和形成两个阶段的田野作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对比研究表明，中国民俗学界对田野作业的认识及其整体水准都呈逐步深化和提高趋势。 关键词：中国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歌谣》；《民俗》 就专业实践和知识体系而言，田野作业（fieldwork）及其相关的民俗志目前已经成为民俗学学科的核心内容。尽管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彼此间的相互开放，田野作业逐步为相邻学科所共享，从而使得单纯从研究方法进行民俗学自我甄别将愈发困难，加之在“后—”（post- ）语境中，田野工作不可避免地饱受着诸多挑战，但是仅就当前言之，田野作业仍将是民俗学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中心策略，这一策略甚至在将来可能仍难以动摇。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田野作业在民俗学中却甚少被研究，致使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在理论和方法方面都还处于不完备的稚弱状态，（乌丙安,1995：3）这方面研究的欠缺被认为是中国民俗学百年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钟敬文,2002）对其进行反思成为我们从事民俗学研究至关重要的环节。 鉴于此，笔者将回溯我国现代民俗学早期（1918—1937）的田野作业状况，以求裨益于当今的民俗学田野作业。考虑到这一时期田野作业的实际发展情况，笔者将把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民俗学发起阶段、形成阶段并分别试论之。（刘铁梁,1998） 一、中国民俗学发起阶段（1918——1926年）的田野作业 1918年春，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并发起歌谣征集运动，宣告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开始。1920年歌谣征集处易名歌谣研究会。两年后，《歌谣》周刊创刊。1918——1926年这一时期被视为我国民俗学运动的肇始期。纵观此时期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突出点。 1．强调田野调查的科学与保真 《北京大学日刊》于1918年2月、1922年12月分别发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歌谣研究会章程》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简章》第七项表示：“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歌谣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字音，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cs尤佳；有其音无其字者，当载原处大为画一空格如口，而以罗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歌谣通行于某社会，某时代，当注明之；歌谣中有关历史地理或地方风物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 田野作业须遵循忠实记录的原则。我国民俗学田野作业轫始之初就洞悉到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要求保持材料的原汁原味“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而且，初期的民俗学田野作业也特别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强调材料收集的科学性，“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附注音谱，“以罗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如此，我国早期的民俗学田野作业一开始就抓住了田野调查中最主要的关键，并为后来者所继承，这就肇成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优良传统。 《章程》同样坚持了《简章》对收集方法保真、科学的要求。《章程》第4项与《简章》第7项所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这些要求表明田野作业主体对现代科学记录方法的熟稔，它为民俗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客观且可靠的资料。 2．强调自行收集和委托式调查，但田野行为的主动自觉意识有所增强 《简章》第2项规定歌谣征集方法：“一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所闻所见及自行收集：二嘱托各省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收集。”《章程》第2项对材料征集方法的规定和《简章》如出一辙。 自行收集和委托式调查是一种间接的资料搜查方式，是一种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钟敬文,1998） 歌谣运动的领袖们希望借助官方势力，依靠学生和地方热心者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太天真可爱。“公众团体对于此种事业（指收集歌谣）不曾感到兴味”，（讨论,第26号）加之地方官对这些歌谣的禁阻，这些均使民俗先驱们的不凡念头注定要化为泡影，“这种间接式委托调查的失败，可谓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直江广治,1991：178）宽慰他们的只有1700多首的歌谣和24份回收的风俗调查表。质检这1700多首歌谣和那24份风俗调查表，民俗先驱们也意识到这些方法“是靠不住的”。（讨论.歌谣,第26号） 失败的原因，除财力物力的匮乏这一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民俗学先驱们缺乏这一学科的理论素养，理论的贫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