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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内容摘要：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和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农村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若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缩小城乡差距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所谓城乡差距，不仅仅是指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包括城乡居民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之间的差距。近年来，南京市在农村公共产品上进行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从第二次农业普查的数据来看，南京市农村地区公共产品提供的数量和种类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公共产品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公共产品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其供给对农民收入影响效率是多少，如何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减少效率损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采用了随机前沿函数模型估算南京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损失，以及提高效率的方法。根据南京市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从效率的估算结果上看，南京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平均效率为0.877，已经处于0.8以上的良好区间，但尚未达到最优化，仍需进一步改善。同时，也显示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多少问题，合理的区间分布更能体现出公共产品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正向作用和积极意义。 关于农民收入影响因素说明：农民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各部分的影响因素又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这些因素可分为内在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和外在环境的效率影响因素。前者如决定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收入的要素投入数量，决定财产性收入的资产数量规模，以及决定转移性收入个体农民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构成等因素。而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作为效率影响因素，则主要对决定性因素的产出效率造成影响。如农村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市场交易条件会影响农民的农业及非农业经营的状况，影响要素的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农民的收入；农村医疗、教育文化条件通过影响农民的身体文化素质进而影响农民的劳务收入；农村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市场交易条件，同样也会通过影响农民资产租赁价格，来影响农民的收入成本。所以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对农民的收入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但却是广泛和深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决定性的。本文利用详细准确的农业普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构成农民收入的四个子项中，公共产品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 第一章 引言 1.1问题的提出 90年代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浮出水面，社会各界围绕“三农”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多方位的探讨，努力寻找能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通过对问题的成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的多层次探讨，各方得出一个基本的统一认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则集中体现为农民收入问题。如何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已经成为国内广泛关注的问题，在社会各界深入研究之下，也给出了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然而，从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3年之间的若干年里，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始终维持着低增长的态势，平均每年增长6.6%。同一时期，全国的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是下滑明显低位徘徊，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为9%，1997年则不足5%，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 2001年增长4.2%。究其原因，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和农业比较收益的降低，农业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整体拉动能力下降，与此同时，农民的预期和现实支出，无论是生产性支出还是农村的教育、养老、医疗费用等非生产性支出及各种负担，则有增无减，导致农民收入整体形势不尽如人意。 长期以来，公共财政偏向城市倾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增长，与城市居民相关的基本生活设施投资也大幅度增长，而县以下的农村基本设施投资的比例却增长缓慢，县及县以下的地方财政直接用于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中生活和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则更多集中于中心城镇，而中心城镇以外的农村居民基本生活如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投资则增长较为缓慢，大多依靠农村自身的积累和集资。虽然农村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数百元的学杂费（2006年南京市农村住户调查人均学杂费373.9元）仍给农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根据2005年人口调查资料，在南京市农村人口中，15岁以上人口中7.5%为文盲，6岁以上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为41.8%。农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则越来越依赖于收费,在贫困农户中因病返贫成为主要原因之一。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和质量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为滞后,农村大部分镇街的文化、体育组织开展的有效群体活动较少。此外，农村的社会保障和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中心城镇集中。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不同，广大农户则承担了个人和家庭养老及医疗的全部职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弱化使农民的隐性负担增加，投资份额不足，间接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实际增长。2004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于农村基层积累来源减少，也导致一部分农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