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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财政投融资制度比较 1953年，日本政府在编制年度财政预算时，首次推出了财政投融资计划，此后经过不断发展，财政投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以致于被称为日本政府的“第二财政”，其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倍受瞩目。 在我国，财政投融资一词的正式使用是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上，此前学者们虽时有述及，但用语并不规范。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财政投融资制度的初步建立。 中日两国经济体制及其经济发展的路程不尽相同，但两国都建立并实施了财政投融资制度，那么两者间是否存在着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可能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与日本相比，我国实施这项制度时日尚浅，财政投融资的制度体系也还不够完善，因而远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本文拟从考察两国财政投融资制度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运行机制入手，对两国制定和实施该制度的目标、手段及其效果进行比较，进而指出其不同的特点。这对深化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政策金融的作用是不无裨益的。 概念的释义与比较基准 在我国，财政投融资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引进的一个新概念，因此在展开论 述之前，释清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特定内容是必要的。 在日本, 财政投融资简称“财投”，远藤湘吉为其所下的定义是：“所谓财政投 融资,简而言之,就是财政机构的资金和政府掌握下的资金按照一定计划所进行的出资和融资。” 大内兵卫、内藤胜认为，财政投融资是“以财政上形成的资金进行的投资或融资活动”。关于财政投融资的性质，日本学者指出，它属于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政策金融”， 作为日本政府的“第二预算”，实际上构成了“战后日本财政制度的骨骼”，是“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大支柱。” 在我国，财政投融资一词的使用还不很广泛，学者们更多地采用了“政策性金融”的表述方法，而财政信用、政策金融等概念也往往被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王朝才认为，财政投融资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以实施政府政策且形成固定资产为目的，采取投资（出资、入股等）或融资方式将资金投入企业、单位和个人的政府金融活动，它是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何振一、阎坤认为，“所谓财政政策性投融资（财政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以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林涛舟则认为，“财政投融资是指以政府财政为依托筹集资金，以实现政府意图和国家有关政策为目的，实行有偿投入的财政性金融信用活动”。对于财政投融资的性质，晓华指出，“财政投融资是具有财政性质的金融投资，它既具有财政投资的某些性质，也具有金融投资的某些性质， 是‘中介’于财政投资和金融投资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国家投资方式”。 上述引论似可表明，中日两国学者对财政投融资概念及其内容的理解并无大异。但在进入实际问题的分析时，事情往往不那么简单。如后所述，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投资者的角色主要是由国家扮演的，那么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财政投入是否都可以理解为财政投融资行为？如果是，就应该将其纳入研究和比较对象，但这样一来势必会模糊它与1994年正式建立起来的财政投融资制度的区别，而两者之间显然是具有不同性质的，否则后者就没有单列即存在的价值。如此看来，在深入开展两国财政投融资制度的比较之前，还有必要进一步地明确财政投融资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范畴。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与通常意义上的财政、金融相比较，财政投融资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 财政投融资有别于纯粹的财政指出。 财政资金的同类开支和收入之间未必是一种等量或近似等量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如行政费、补助金等，一般是只支不收，而税收则体现了财政收入的单项性侧面。相比之下，财政投融资是一种可回收的出资或有息贷款，其基本要求是在保证原资不致流失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贷出、回收资金的良性循环，即财政投融资属于融资行为，这就与财政意义上的支付行为形成了本质性的区别。 其二, 财政投融资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贷款。 商业银行的运营是根据市场经济原理中的资本收益核算原则选择融资对象、开展融资活动的，即所谓“利润第一主义”。相比之下，财政投融资固然也重视对原资的保护, 但毋宁说是把政策上的需要摆在首位, 为此不惜风险投资, 比之于商业银行，它明显具有低息、长期贷款的特点。 其三，财政投融资的对象是由国家经济政策规定的。除了支持和扶植基础产业、特定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外，还包括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扶助等。在这一点上，两国政策当局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 其四，财政投融资是由政府部门掌握，并在政府部门的“计划性”安排下使用的。与一般的国家财政预算不同, 在日本，直至1973年，被称为“第二预算”的年度财政投融资计划勿须通过国会的审议批准, 而只是作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