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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城市的未来 纵观 中国 近 现代 史，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格局一直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中。 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扬州、苏州、杭州。江宁即南京，六朝古都，也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首府。南京始终是长江三角洲的 政治 中心和军事中心。扬州在清代中叶以前也是世界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让伦敦、巴黎。扬州的繁荣得益于盐商和漕运，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 时代 的结束，扬州便快速地衰败下去，以致扬州人只落了个“扬虚子”的雅号。苏州、杭州作为城市起码都有千年以上的 历史 ，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杭是长江三角洲的 经济 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但２０世纪初期苏杭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被长三角最东端的上海所代替。 上海的崛起 上海的崛起是近现代长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历史事件。上海正式设市是１９２７年的事。上海之崛起，除了其江海门户、腹地广大且物产丰富的优越地理环境外，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历史因素。１．鸦片战争之后殖民性的强制开放。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为第一批通商口岸，凭地利之便，上海很快成为外国商品对华输出基地。１８４３年《虎门条约》后，英、美、法等国相继设立租界，“十里洋场”畸形繁荣。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苏伊士运河之通航和海底电缆之铺设，押汇兴起，各国洋行在华直接投资大增。１８９５年《马关条约》使外商获得在华设厂权，资本输出合法化，而上海又成为各国资本输出的最大据点；２．辛亥革命使民族资本获得了较好的 发展 环境，民族产业受到了政府的大力鼓励。３．中外移民的不断“杂交”，产生了包容性较强的新型都市文化。海港城市本身就是海洋文明的产物，其最大特征在于流动、开放。上海的都市化过程是一个不断由边缘走向前沿的过程。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人”实际是一个移民概念，移民的活力造就了大上海。 无锡、南通、常州――一兴两衰 长江三角洲近代城市化进程中除了苏扬因其地缘位置的内陆化而相对衰落之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无锡和南通、常州的一兴两衰。而其中的原因基本是制度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南通兴办 工业 早于无锡，但南通工业基本是洋务运动的一套理念。庞大的 企业 集团是一个依靠某种行政力量建立起来的垄断企业，而且负有企业办 社会 的责任。打一个比方，就像我们原来的国有企业。南通的先行优势被制度劣势所抵消，在城市发展上也被后起的无锡所赶超。无锡工业化之初虽也有外地官僚参与，但总的来看，其工业化主要得益于私人资本家群体的推动。无锡的城市发展虽然疏于规划，但主要靠工业化来推动，而且这种推动不是企业家直接投资于社会事业，而是交由政府、士绅、宗族和教会去办理。常州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前后也曾是与无锡不相上下的工业城市，但由于其城市功能的单一，产业结构上也是纺织业单兵突进，缺乏环境支撑和配套服务，最终未能跨越原工业化阶段，只停留在“梳篦＋土布”的水平。 农村 城市化，城乡一体化 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在停滞状态，城市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长三角也在稳步发展，但远离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和循环。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的辉煌成为历史记忆，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和台北。 苏州市区的工业经济每况愈下，老苏州几乎成为脱离时代的衰败的“后院”、“孤城”。一度得到政府大力扶持的长城、香雪海、孔雀、菊花等国有家电企业在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面前不堪一击，“四大名旦”成为“四大负担”，从而形成了经济力量单薄的老苏州拖着下属县级市“六只虎”的所谓“小马拉大车”的城乡工业倒挂格局。由于城市国有企业的无能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带动村镇建设，苏南的城市化不得不走上满天星式的分散化道路。 这种分散型的城市化道路得到了地方基层政府的响应和推动，其典型口号是“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９０年代苏南地区掀起了一股“造城热”和“小城镇热”。整个苏南地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尤其是县治所在镇的城市外观得到极大改观，出现了张家港等一批新兴中小城市。 浦东的开发和苏州的复兴 改革开放后，真正改变长江三角洲城市格局的事件是１９９０年４月１８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以及１９９２年十四大之后苏州东西两个开发区的积极兴建。邓小平在珠三角的深圳特区感叹上海浦东当年未设特区是一个大失误。基于这种认识，中央政府和上海以更加宏大的气魄投入浦东开发。 浦东新区位于横穿上海市区的黄浦江东面，面积５３３．４４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１５３．４万。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浦东虽然与繁华的上海外滩、南京路仅一江之隔，但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老市区。经过十年开发开放，浦东经济高速发展，城市面貌发生了惊人变化，浦东新区已成为上海新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