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探析.docVIP

明清时期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探析 吴松 黄海涛 （ 云南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 [摘 要] 道家自然自由经济思想和司马迁“善因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社会巨变的转型时期，在经济自由化方面，明清追求自由、公平的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近代化的灵魂它们都是以自由主义为旗帜，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充分反映了当时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促进了局部的社会近代化变迁，以顺应自然“清静无为”为基础。“善因论”是司马迁自由经济的集中表现。“善者因之”就国家的经济政策顺应经济自然发展，听任私人进行生产、贸易等活动，不加干预和制。经济发展是私人的事情，国家对经济活动应该“善者因之”，对私人的经济活动不加干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标准干预越多越差干预越少越好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干预”和“反干预”的两种主导思想，这两种主导思想都与当时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居正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中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并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江南部分地区苏州纺织业中出现“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在城镇中有了无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力，而且出现在财富原始 积累上能发挥独特作用的产业资本，这些现象在今天看来，“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这些都是明清时期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社会根源。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商品经济高潮，在经济思想上出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哲学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纷呈出现，市井言情小说《三言》、《二拍》中关于反对封建权威，争取个性自由，追求多元价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素材比比皆是。如果以西方的“文艺复兴”作为参照，诸如明清家王艮的“身本”论，李贽的“童心”论，罗汝芳的“赤子之心”，颜山农的“率性所行，纯任自然”，袁宏道“性灵”说，汤显祖的“至情”说，黄宗羲的“自私自利”论，顾炎武的“怀私常情”论，陈确的“君子有私”说等等这些思想主张都是在充分地展现个人欲望，追求个性解放，其实质就是“对人的发现——对人的尊严发现，对人的自由发现，对人的幸福发现”明清时期家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承认人的正常欲望，有主张“心本”论的，也有主张“身本论”的，还有强调私欲的合理性的”，其中“人性自私说”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石破天惊之论，充分体现明清经济的早期启蒙特色。丘浚“自为”人性论丘浚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揭示了人对物质的需要和占有物质财富的合理性。他认为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各求其所欲”“斯民之各遂其所欲” ，这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最终目的还是满足“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这样既不违背“天理之公”，也合乎“人情之欲”。丘浚进一步论述道：“财者人之所同欲也。……人心好利，无有纪极。”他强调：“秦汉以来，田不井授，民之产业，上不复制，听其自为而已”。丘浚的“自为论”和司马迁的“善因论”是同类的经济思想。“善因论”认为经济发展是私人的事情，国家对经济活动应该“善者因之”，对私人的经济活动不加干预，而丘浚的“自为论”也是要求对各种经济活动“听民自便”，国家不强加干涉和限制，反对国家与民争利，反对国家垄断工商业，主张发展民间工商业。丘浚的“自为论”则是司马迁的“善因论”在封建社会后期新的历史条件的继承和重要发展。王艮的“身本论”王阳明是“心本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就是他著名的“心学”和“致良知”学说。王艮是王阳明“心学”的异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自然人性论，承认人的正常欲望由此他为，趋利避害，追求享受，是人的自然天性，圣人也在所不免，提出“爱身如宝”、“明哲保身”的“身本论”。王艮的视角从“心”转向“身”，把长期封建社会道德化的“人”回复到自然人的本身，从传统的“道德人”向“自然人”过渡。 李贽的“童心论” 在明清家中真正、正面、最早亮出自然人性论旗帜的却要推“非圣无法”的李贽，他从猛烈抨击假道学入手，公开将心学的核心范畴“心”阐述为私欲之“心”，这种反抗勇气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童心”，“童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即天真无邪的纯粹性。李贽以“童心”论为武器，深刻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他还提出了“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而道外亦无人”，“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他把道从天拉回到了人间，揭开“道”的神秘面纱。泰州后学颜山农、何心隐和蕺山学派的刘宗周也都主张自然人性论。李泽厚先生认为明清时期的自然人性论是向资产阶级人性论转变的关键。从理论上说，伦理道德又开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