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的合理性问题—一种法理学形式上的分析.doc

【摘要】本文以对现在论述知识产权合理性问题的主流观点的批判为形式，分析了劳动财产论、科技发展论在解释知识产权合理性和发展过程问题中存在的缺陷。本文认为，在我们承认资本和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前提下，知识产权的合理性在于资本对于垄断利润的追逐。承认这一点，是基于对知识产权发展历程的分析以及市场经济模式下知识作为商品运转的过程的分析。同样基于这一分析，本文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引进知识产权制度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同时，本文指出，特权这一封建法权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封建特权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模式的冲击，并不必然转化为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第一节 为什么要分析知识产权　　　　　　一、必要性　　　　从法理学意义上分析知识产权是困难的。至少目前来看，我们很难从哲学高度来给知识产权这种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以独立的法理学地位。苏力在谈到法律与知识产权的重要客体之一——技术的关系时说，“——（他本人）不讨论法律对科学技术的影响，理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影响与法律对其它社会领域或现象的影响还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其基本进路大致都是通过产权的界定、行为的规制来促进有利于社会的某个领域的发展，尽管在具体细节上、方法上会有所不同。因此，至少本文作者尚无法就此问题提炼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法理学的命题。” [1] 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目前从法理学角度的论说是十分缺乏的 [2] 。按照一般的说法，知识产权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财产权罢了，的确很难发现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进路”与其他界定产权、促进某种领域的进步（主观上的）的法律有任何的不同。 [3]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社会的发达与技术进步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技术进步在法律关系层面上的重要也是核心的反映之一就是知识产权问题。举例来说，目前无论我们是引进技术，还是输出产品，首先遇到的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即便是我们到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或在家欣赏一张影碟，我们都面临着使用版权的法律追问和道德谴责。我们真的不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性解释吗？　　　事实上，如果不能对知识产权进行合理性解释，我们为一种非民族文化传统上的权利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地位就很成问题。如果知识产权在我国的法律文化和社会文化中不能获得确定的地位，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证意义上的积极作用获得社会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就十分有限。知识产权究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可有可无的工具抑或是与市场经济伴随的客观必然现象？它的合理性究竟何在？我们需要从某种程度上加以说明。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就）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 [4] 而同时，“由于知识产品、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使它与现行制度还缺乏一种整合性，——在科技发达和社会发展中如何使传统法律制度与新问题之间建立起和谐一致的关系，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5] 当然，这里的所说合理性说明是显现法律制度价值追求和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特点的说明，而不是数据的罗列和简单逻辑关系的建立等实证意义上的论说。　　　另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遵循一般产权法律规律的同时，显然也有自己的特点。尽管这些特点在法律关系的运作中还没有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从哲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分析知识产权法律的特点、寻找它的法理学意义仍然是有价值的。举例来说，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的外延包括某些传统的核心内容，版权、专利、商标、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商业秘密。随着发展，新的客体出现在上述内容中，如集成电路和植物品种。” [6] 知识产权的内容已经并正在扩展到如“域名”等更新的领域。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产权？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需要法理学的说明。　　　二、出发点　　　财产理论是古老而成熟的理论。尽管我们的法学和哲学就财产的形成和权利的起源作过无数种论说，但其基本出发点都是建立在理性地承认现有财产所有的前提上所进行的工具式的解释。马克思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勇气第一次提出了私有财产的历史性问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也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理论。因此，尽管马克思在财产理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的贡献也仅仅在于在财产合理性的论说上附加了历史性这一前提条件。在既定的现实生产力条件下，私有财产权的合理性在马克思那里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因此，我们尽管可能认为自己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但是，关于财产，哲学和法哲学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文化和道德发展的过程中为其寻找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论说。实证的论说、逻辑的论说和道德文化的论说都是为既存的、我们客观上承认合理的权利现象进行更加圆满的理论建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由于我们进行的合理性论说总是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我们甚至还并不能完全说服论者自己。无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黑格尔“头脚倒置”的辩证法都告诉我们，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