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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国】民族民间宗教信仰对于宗教生态平衡机制的维系 “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 作者：周星 [内容提要] 本文以在中国乡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实例，试图说明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基本特征、中国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揭示国家对于国民宗教信仰生活的深刻介入，在对“民俗宗教”予以界定，对“民俗宗教”的相关问题予以阐明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讨论了“民俗宗教”与国家宗教政策的关系。作者认为，应该在中国的国家宗教分类体系中增加“民俗宗教”的内容，同时还应该进一步调整宗教政策，把最具有普遍性的“民俗宗教”也纳入到国家政策法规的保护和管理之下。 在讨论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时，最常见的理解是把人们区分为佛教徒、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道教徒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道理的分类，中国确实有上述那些宗教存在，它们也都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具有合法性的“宗教”。然而，那些无法划归上述宗教之信徒的为数更多的人们，难道就全都是无神论者、迷信者或完全没有宗教性的信仰生活吗？事实决非如此。在中国官方的宗教统计中，往往难以见到佛教徒和道教徒的具体数字，而只能大略地统计出僧侣(约20万)和道士(2万多)的人数以及寺院、道观的数字【1】，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现象，它主要是由民众信仰生活的一系列特点所致。坚持在阴历的每月初一、十五去寺庙烧香拜佛的人，就算是佛教徒吗？他若时不时还去道观抽签呢？那么，在大年三十或正月初一，逐一祭拜列祖列宗和门神、仓神、土地公等家宅诸神的民众，又该属于什么教呢？显然，上述简单的宗教分类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质疑。 本文作者拟以实例说明中国民众宗教生活的基本特征、中国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国家对人民宗教生活的深刻介入。在对“民俗宗教”的相关问题予以阐明的基础上，作者还将进一步讨论“民俗宗教”与国家宗教政策的关系。 一、河北某村的狐仙庙会和“奉教的” 若干年前，笔者曾带领博士生在河北省宁晋县某村进行过有关“四大门”之一“狐仙”信仰的调查【2】。我们在该村发现了形态尚颇为完整的狐仙庙和狐仙庙会，进而在访谈中还发现周围农村至今仍然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狐仙如何灵验、怎样帮人发财之类的口碑传闻。正如刘正爱博士所指出的那样【3】，关于狐仙或黄鼬之类“动物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实际上在华北和东北地区至今依然以令人吃惊的普遍性广泛地存在着，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地民众信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4】。虽然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狐仙信仰可以说是各有地方特色，但又有很多要素是共通或共享的，例如关于“修炼”成精、成仙的俗信，关于狐狸的各种“仙话”，关于“仙”的种类及其和“神”相比稍低一等的神格等等。此外，“狐仙”的神格还以个别性为特点【5】，在“狐仙”崇信特别发达的地方，甚至一人即奉一狐仙，它们各具神格，甚至有所谓“本身狐仙”之说【6】。 狐仙之类的民间信仰在中国有绵长悠久的历史传承，姑且不说中古及上古，至少在清朝的时候，确实是已经形成了颇为发达的狐仙观念和狐仙崇拜【7】。然而，狐仙信仰长期以来却始终受到国家(朝廷)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贬低、压制，甚至禁止。中国古代王朝大都尊崇儒教(或道教、佛教)，很多民间信仰往往被作为“怪力乱神”和“淫祀”而遭到冷遇或禁毁。朝廷为了把民间诸多杂神及其信众尽可能均纳入一元化的管制之下，遂经常汲取或“升格”民间杂神，把那些被认为对社稷有好处、对民众有恩泽的神衹，经由地方官上奏，由朝廷赐予封号或匾额之类，使之有选择地纳入朝廷“祀典”，但即便如此，狐仙之类的信仰也往往因为“荒诞不经”而绝难入流【8】。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四大门”之类的狐仙信仰更是直接地被致力于现代国家建设和提倡“现代性”的官方宣判为“迷信”，“在现代警察系统和卫生体系的双重监控下”遭致取缔【9】。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代表国家权威的警察机关对于狐仙之类民间信仰的严厉处置，并没能彻底根除其草根般的顽强存续【10】。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规模的和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及意识形态运动，似乎把此类堪称“四旧”的民间信仰彻底破除或摧毁了，但其实它们只是隐藏或暂时蛰伏地下，改革开放后狐仙庙会的死灰复燃再次说明了此类民间信仰的根深蒂固。 六十多年前，著名民俗学家杨堃教授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李慰祖完成的一篇调查报告，曾详尽介绍了北平西北郊区(现北京大学周边)当时颇为盛行的“四大门”宗教【11】。现在，那些地方已经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高等院校和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繁华街区，很难想象几十年前这里曾有以狐狸、蛇、刺猬、黄鼠狼等野生动物为“大仙”、“保家神”或“财神”的农民信仰流传。都市化和剧烈的社会变迁似乎早已把六十多年前的那些民众信仰淹没殆尽了，但我们走出京城到不远的乡下，依然可见那类信仰在鲜活地存续着【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