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pptVIP

 法学家在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法律人”的概念：一是指法律上的人，如自然人和法人；二是指法学上使用的“经济人”、“政治人”等概念；三是指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学研究人员等。本文的法律人是指法学家对人的本性和基本特征的一种预先假定和抽象，即法学上使用的“经济人”、“政治人”等概念，以及这种法律人概念在法学和法律分析上的应用。  一、从“经济人”走向“生态人”是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人与自然这两个方面决定、影响和推动的，其中的人具有主导作用、自然具有基础作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人为本（或以人为主导）”和“以自然为基（或以自然为根）”。“以人为本（或以人为主导）”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性论或人的模式上，迄今为止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几次重大变化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都与人性或人的模式有关，即有什么样的人性或人的模式就会出现与之对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类型。  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从“经济人理性（或经济人模式）”向“生态人理性（或生态人模式）”的转变。这种人的模式的转变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对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巨大、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伦·M·英格拉姆和迪安·E·曼在总结美国环境政策的《环境保护政策》一文中指出，当代环境保护运动是一种范式变迁过程，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他俩指出，“环境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是生态观点；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在其中的地位，采取了统一的或‘总体的’观点。……他们所希望的平衡，不是指资源使用上的平衡，而是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谋求保护食物链和物种（包括人类）的生存。他们更精确地运用科学知识，来维护他们那些往往与自然保护主义者相同的价值观。”以下引自[美]海伦·M·英格拉姆（Helen M.Ingram）、迪安·E·曼（Dean E.Mann）：《环境保护政策》，载于[美]斯图亚特·S·那格尔编著的《政策研究百科全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他俩已经注意到，“环境保护主义才分为行动主义/改良主义集团及个人，和从事‘深层的’生态运动的集团和个人。后者强调‘新形而上学、认识论、宇宙论和环境道德观’，以此激烈挟击占优势的社会范式。这些人大多是思想家，而不是改革者。他们侧重批评有关增长和集权的流行的社会范式，宣传那种在生态学上令人满意的未来观，并用人身例证来证明生态学意义上的正常生活。”  他俩已经意识到，“如果说，环境保护主义本身就预示了未来将要盛行的环境保护主义范式，那么，这种范式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急剧变化。……环境保护运动内部的分裂可能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这个处于交替之中的制度是否应当用一个明显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制度来代替。”  他们已经意识到，“许多作者发现，环境运动是一个范式变迁过程；也就是说，它否定了工业革命两、三百年来的那种盛行的范式。该范式是‘人类解放论’的，它是以人类自由、而不是以‘与自然共存’为中心。据说，那个时代的占绝对优势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不顾自然环境，一味强调人类的优越，视之为一种‘天赐’，并把社会条件看成是对人类行为的主要约束。用政治学术语来说，这种流行范式摆脱了以前那种传统的强调善德，以及强调实现这种善德的内在限制的作法；并把自由压倒自然，作为首要的价值观。由于破坏了资源限制这一约束，因此，无论是在才智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权力和福利的追求也就肆无忌惮了。”  他俩指出，“与环境运动相联系的新范式，把人类又重新放到自然环境当中去思考了；它认识到了人类行为的生态学限度，特别是反对那种认为能够无限增长和凭借社会组织或技术力量克服自然束缚的观点。……米尔布拉期（Milbrath）考察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名流和公众舆论，他发现，从盛行的社会范式向他所谓的新的环境范式的转变，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新的环境范式的价值观是，强调热爱大自然，爱护公共产品，保护下一代，强调合作、最低生活水准及计划经济，强调环境保护优先于就业和增长。这些观念同实利主义（Materrialism）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国现代环境保护的领导者和见证人，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咨询委员会委员曲格平在香港城市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当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一场绿色革命，“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是一种‘大转变’，需要采取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