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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自治与形式化(下) 岳彩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二)中国经济法自治与形式化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经济法的自治与形式化理应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即中国经济法需要加强形式化。然而，由于经济法对实质目标追求的偏好及自身形式理性的欠缺，经济法的自治与形式化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却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问题，甚至有人引用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提出的回型法的观点，从理论上否定经济法的自治与形式化。因此，我们要证明中国经济法的自治与形式化的必要性与意义，从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关于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的理论观点入手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在《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一书中，将法治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压制型法、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 [1] 这种关于法治的分类，主要是按照法的理性及形式理性程度划分的，为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法的自治与形式化提供了较为恰当的参考进路。有人根据上述法律的分类解读中国经济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问题，认为中国经济法应当属于回应型法模式，是以追求结果正义为主要目标的法律部门，因而其形式理性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从单纯分析回应型法模式的特点入手，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并可得到合理的论证，与回应型法的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相吻合：一是权威在法律推理中得到加强;二是强制往往备而不用;三是使法制具有开放性和弹性，从而促进法制的改革与变化。四是法律目的的权威性和法律秩序的整合性来自更有效率的法律制度设计。回应型法的实质是使法律不拘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探讨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准则。 [2] 在复杂的法律体系中，经济法是最能够体现上述回应型法特点与精神的。中国不断变革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最活跃，也是最易变的法律。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尤其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使中国经济法成为真正而典型的改革法。因此，中国经济法必须具有开放与弹性，才能适应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既然要通过经济法自身的变革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强化目的权威性，并进而允许在某种限度内冲破形式的局限。因此，虽然经济法具有多重属性，但由于其明显的社会公共性，更接近于回应型法，即更倾向于追求实质理性，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冲破形式理性约束的倾向。 　　如果认为中国的经济法属于回应型法的话，中国当代经济法的实质理性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地位，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当务之急不是完善其体系与制度，而是保持经济法形式上的弹性与灵活性，以满足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这是回应型法的自然推论。然而，我们虽然不否定回应型法理论的价值与意义，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对中国经济法并不适用。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回应型法的提出在特定的语境下才是有意的，即整个法治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不仅法律的形式已经相当完备，而且形成了某种程度上过于看重形式而忽视了法律目标的实现。在这种前提下，回应型法的提出有助于矫正因法条主义所滋生的法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现象。如果离开了上述条件和语境，回应型法不具有合理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法目前不但不存在过于形式化以及因形式化而失去实质目标的情况，而且经济法的最基本的体系与形式尚不完善。如果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强调经济法对实质目标的追求而否定其形式理性的重要性，不但不利于经济法的发展与实施，而且将必然损害经济法自身的规范性与权威性，降低公众对经济法的信仰。因此，完善经济法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形式化实现其自治。第二，从自治型法与中国经济法的关系解释，在中国法治的整个背景下，中国经济法没有完全实现从压制型法到自治型法的转变。自治型法的基特点有三个：一是通过对规则自身的强调，实现法律与政治分离;二是重视规则和程序;三是重视规则逻辑体系与结构的完善。对比上述三个特点，中国经济法尚未成为成熟的自治型法，某种程度上仍然属于主要依靠国家权力推行的压制型法。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在《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一书中界定压制型法、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的关系时认定，法律发展的基本逻辑顺序是从压制型法到自治型法再到回应型法。回应型法是从自治型法演化而来的，是以自治型法为前提面产生的，即只有当自治型法的形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回应型法才有存在的必要。在中国经济法完成自治之前，形式理性是相当缺乏的，如果以牺牲经济法形式理性作为实现目标的代价的话，既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与精神，也不符合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逻辑顺序。从法律发展的整个进程分析，形式上的完备是法治的最先决性的条件，因此，从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看，不能将中国当代经济法视为回应型法，中国经济法在成为回应型法之前应当先实现自治，完成形式化进程。 　　既然不能将中国当代经济法视为回应型法，中国经济法自治与形式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其完善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但经济法毕竟作为社会与经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