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参与与地方治理会议论文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docVIP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 ——基于国家中心的类型建构和案例分析 (未刊稿) 黄冬娅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政策过程常常被认为是较为封闭的精英决策，而民众的利益表达则以原子化、非正式和影响政策执行为主要特点(O’BrienLi,1999; Lieberthal Oksenberg, 1988; Lieberthal Lampton,1992；Edin,2003，周黎安，2008；荣敬本，1998；Shi, 1997）。近些年来，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包括专家智囊、新闻媒体、NGO组织和普通民众等社会行动者开始对政策过程有一定的影响（王绍光，2006；Zhu,2009; 朱旭峰，2012；朱亚鹏，2010；管兵，2012；曾繁旭，黄广生，2012；赵秀梅，Ho，2007；Ma,2012（Mertha, 2009, 2010）（Chen Dickson, 2008）Wank, 1999; S elényi，2010; Pearson, 2003, 2005)Walder,1995; Oi,1995, 1999；周黎安，2008）。 在现有研究中，一方面，这种紧密关系被视为无形之手影响着政府政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紧密关系指向的是一个无法探知的黑匣子，研究者很少能够通过详实的经验研究揭示企业家到底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及决定企业家政策影响力的因素何在。因此，已有研究大都只是将企业家作为同质化的社会群体或者阶层，从“总体上”考察政商之间“非正式”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便企业家被吸纳成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但是，企业家影响政策过程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依靠以“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为特征的“非正式关系”来获取信息、谋取资源和寻求利益的实现（Wank, 1995a, 1995b；李宝梁,2001；Yang, 2002; 杨，2009; Boisot Child, 1996）。由于政府在诸如土地、资金和补贴等资源分配上具有重要的权力，因此，企业家往往在围绕地方政府的“关系”网络中运营，旨在建立与政府良好“政治关系”的“非市场”策略是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式（He, etal., 2007）。这些研究也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并不通过内部合作来追求目标的实现，而是通过与更高地位和权力的个人的交换来追求个人目标（Zhou， Foster, 2002; Nevitt,1996; Unger,1996)。 已有研究已试图对以上的理论判断做出修正。其中，有的研究者从企业家的内部分化来揭示差异化的政商关系。比如，陈安将中国的企业家分为寄生型和白手起家型，前者指向的是与政府官员有长期的共生性利益交换，而后者指的则是通过具体的办事和关系来建立交情(Chen, 2002)。蔡欣怡进一步根据私营企业主对抗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划分为四种类型：进取型、抱怨型、忠诚型和逃避型：进取型是指同时具有对抗政府的能力和意愿；抱怨型是指有对抗政府的意愿，但是却没有对抗政府的能力；忠诚型是指有对抗政府的能力，但却是没有对抗政府的意愿；逃避型是没有对抗政府的能力，也没有对抗国家的意愿(Tsai, 2005, 2008)。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提出，“正式化”和“组织化”的政策过程影响方式正在日益凸显。一方面，就“正式化”而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竞争对关Guthrie ,1998, 2001；耿曙，陈辉2001）；另一方面，就“组织化”而言，随着企业的强大和企业家力量的崛起，企业家开始通过利益集团游说而非原子化的庇护关系去影响政府政策，各种商会的数量不断增加，企业的游说越来越成为地方和国家政策过程的一部分（Gao, 2006; Gao Tian, 2006）。 这些研究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不过，不管是强调政商之间非正式关系的研究，还是强调差异性和正式化政商关系的研究，他们仍然大都是从“企业”的角度来探讨政商关系的发展，未充分市场化下“企业对于国家的依赖”以及“企业的规模和类型”是最为重要的变量。就前者而言，从魏昂德和戴慕珍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研究提出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控制产生了所谓“庇护关系”开始(魏昂德，1996；Oi, 1985)，研究者就不断通过经验研究证实，即便是市场化改革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空间，对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而言，他们依然依附于国家并寻求国家的庇护，从而使得政商之间非正式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管是王达伟对于福建私营企业主的研究所提出的“共生性庇护关系” (Wank, 1995b),还是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对于企业市场准入、融资和并购等都具有相当决定性的影响（胡旭阳，2006；余明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