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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新制度論對當前中小學組織改革研究途徑之啟示
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組織新制度論對當前中小學,組織改革研究途徑之相關建議。文中先剖析組織新制度論的四項理論要旨:(1)著重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並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揭開教育改革的序幕後,整個教育界不論是法令的訂定、學制的設計、學校的定位、師資的培育、課程的安排、入學方式的考量、甚至是教育基本理念,都充滿一片改革的聲浪。其中,若以中小學之組織為例,包括〈行政院教育改造委員會〉(簡稱行政院教改會)所提之〈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組織所提之〈民間教育改造藍圖〉,以及延續著〈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對《教師法》等現行法令修訂,〈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簡稱教訓輔三合一整合方案)與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以至於正在試辦的〈國民中小學人力重整及組織再造專案〉等,均對當前中小學組織變革提出許多興革的建議。
這一連串中小學組織的變革,除了以提昇學校效能與效率為一貫目標外,,,,,,,1997:182)。。population ecology)、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等理論(Hatch,1997:76)。其中又以新制度論對組織的分析最具活動性(Rowan,1995:1-2)。新制度論以一種泛學科(pan-disciplinary)特性的發展(Ingram Caly,2000),。Meyer and Rowan(1977)、DiMaggio and Powell(1983)、Meyer and Scott(1983)、DiMaggio Powell (1991)等主(Rowan,1995:1-2)。這種分析不但與社會學早期P. Selznick T. Parsons等人對制度之分析有別,同時更與1970年代興起之資源依賴理論與族群生態學有所不同。以下即從上述幾種分類類型差異的角度,來描述組織新制度論的理論要旨。
著重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
二、主張制度是影響組織的重要因素而非效率的追求
在外在因素的考量中,組織新制度論認為影響組織成員行動的主要因素是制度或規則的順從,而不是組織效率的追求。這樣的主張是社會學制度論與政治學與經濟學新制度論主要區別之所在,同時也是與早期社會學制度分析重要的結合點。
整體而言,不論是社會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的新制度學說,之所以被歸類為新制度論,乃因在這股新的學說發展中皆對制度面有所強調。在經濟學部份,其制度論主要反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與公司的微觀經濟學理論(micro-economic theories of the firm),認為前者過份重視數學化與工具理性,而後者將組織安置在一個市場競爭的情境中,誤認為透過自由與無限理性之組的個體,必會促成組織達到效率。經濟學之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及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認為現今市場不全是競爭市場,而個人也絕是無限理性的個體,因而如何在非競爭市場下達到效率,其主要的依據是先前規定或契約的訂定,特別是處在特殊政治、社會與歷史環境中之規定的設立極為重要(王躍生,1997:2-5;Rowan Miskel,1999:360)。至於政治學新制度論發展,始於J.March and J.Olson在1984年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開始(朱德米,2001:107-108)。文中反對過去行為主義取向的政治科學研究,並結合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以制度作為研究基的傳統學派,對政治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一,是再度將「國家」放在研究的核心,即所謂的「國家再現」(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另一個影響則是在理性抉擇論的核心假設方面,將原先的「充分理性」修正為受到結構限制的「有限理性」,強調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會產生不同的結構限制和偏好順序,以致影響個人的理性抉擇(郭承天,2000:7)。
至於組織新制度論所依據之社會學的新制度分析,則以J.W. Meyer W.R. Scott(1983)開始,它們同樣反對相對自主單位對技術效率的關心技術效率,而改以強調順從制度之規則與程序。然這樣的考慮明顯與政治學與經濟學之新制度論有所不同,一方面政治學與經濟學之新制度論主張較重組織或組織之次系統規章的問題,而社會學之新制度論除此之外,也關心超越組織層次之外,如制度部門、社會或世界系統的分析。其次,三者對於理性行動模式的討論亦不同,政治學與經濟學之新制度論均強調以理性行動者追求效率為主,惟此種理性會有所限制,但儘可能求效率。至於社會之新制度論,則認為理性追求往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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