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市民和社区参与.docVIP

浅析市民的社区参与 社区工作课题组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代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开始回归社区，体制外的流动人口、新城区建设等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加上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使居民对社区安全、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对于推进社区建设来讲，这种来自民间的需求是一种渐进的必然，但和当前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相比，市民的参与途径与参与意识明显不足，使得今天市民建设社区的自觉力量相对弱小，形成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居民的需要会逐渐演变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正是鉴于此，街道党工委安排的 “如何提高市民社区参与率”的调研课题，具于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关于市民参与的国情传统着手，使我们能更好地跳出“政府官员”的视角，更加全面客观的分析街道市民社区参与的现状、动机和特点，从而提出提高市民参与率的些许见解。 前言 在当今世界遍及各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中，市民参与正作为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由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演变看来，市民参与不仅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动力，还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人既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又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发展”。同样的，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也就无所谓社区建设。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成员的参与状况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中，“单位”起主导作用，街道和居委会这样的法定性居住社区起辅助作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主要是参与工作单位的内部社区事务，而不是居住地的法定性社区事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后勤服务等各项改革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单位”组织的复合功能逐步弱化，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与此相反，居民与法定性居住社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密。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也都促使居民越来越关注法定性居住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因此，居民的广泛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与传统 解放后至今，我们的社会动员和群众参与可概括为以下三种模式： (一) 国家动员模式 群众动员是党早期夺取政权与1949 年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在抗日战争时期,动员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需要;内战时期,动员是夺取政权的需要;1949 年后的国家政权建设时期,群众动员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技术,用于常规化的国家治理。治理目标和治理手段的不对称是党和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过程的根本原因,而国家对资源的总体性垄断则是实现群众动员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党和政府创建了参与式动员、运动式动员、组织化动员等丰富多样的动员模式。 自土地改革运动以来我们党发展了一系列动员机制与动员技术。开会、培养积极分子、做思想政治工作等动员技术正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此后,树典型、模范带头、生产竞赛、参军竞赛、宣传运动、召开各种会议等等,成为群众动员的重要形式。在动员过程中,通过仪式性的活动,将不仅重建生产制度与经济制度,而且重塑了人们的观念领域与精神世界。 群众参与是我们党革命斗争年代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遗产,从当前社区建设运动中仍然可以看到群众动员和参与的影子。国家治理仍然强调群众参与的重要性,如强调社区治安“群防群治”。很多动员技术延用至今,如积极分子带头,文明社区、示范社区评比,树典型,观摩学习示范社区,写标语、黑板报等宣传形式,意识形态话语宣传(如“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作为社区参与主体的居民有相当部分是在群众参与年代成长起来的,具有群众动员与参与的集体记忆。不过动员的基础和背景已发生了变化,认同也发生了变化。 (二) 庇护关系模式 国家动员模式强调国家动员技术与动员过程,庇护主义模式则关注国家对资源的总体性控制下普通人的参与策略。 庇护主义模式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控制的过程中充满着弹性、主观性和个人情感,形成丰富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个人通过这种庇护关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单位制时代，单位全面垄断资源和个人化控制使工人对单位形成组织化依赖,包括对单位的社会经济依赖,对党组织和管理层的政治依赖,以及对上级的个人化依赖。全面依赖下的工人的行动策略表现为两种模式:一小部分积极分子与上级形成稳定的庇护关系网络,以忠诚换取物质报酬、资源和机会;普通工人则通过与干部发展工具性个人化关系网络来追求个人利益。庇护主义模式是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垄断下普通民众通过与上级领导发展一种庇护与被庇护的特殊主义关系来获取资源的行动策略。 (三) 精英动员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