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上.docVIP

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　　摘 要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变量。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是把制度作为影响交易费用变动的基本变量。按此观点，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有效和能否持久存在，主要就是分析这种制度在创建和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即是节约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如果是节约了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有生命力;否则就不可能长久，当然通常这种类型的制度安排都是强制性的。 　　本文以天津市近几年为维护“低物价”(即“到了天津才知道社会主义好”这句流行语的基本内容)的“政治形象”而实行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为案例，说明在以市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以价格补贴为核心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主要目的-维护了政治形象，但这项制度不是节约了交易费用，不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这项制度的运作效率、增加了收益;而是相反，管制的实施超乎寻常地增加了交易费用。用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说是“劳民伤财”。所以这种管制制度是一项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失败的制度安排，最终要被设计者放弃也就是必不可免的。 　　文中还从鸡蛋限价制度出发，分析了天津市近若干年实行的“低物价、低工资”的发展战略的利弊得失。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这个九百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三大直辖市，同全国其它地区的情况类似，其经济一直在稳定增长，尤其是近几年增长更快些。统计资料表明，天津近三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连续超过14%，近五年以来一直在10%以上。从1988年到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60亿元增长到92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9.3%;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由3117元上升到10308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上升8.3%.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居民得到了实惠。天津居民的人均实际年收入由1330元上升到4931元，扣除物价指数年增6.2%.人均消费支出由1279元提高到4063元，实际年增3.9%;人均年末储蓄余额也有较大增长，由747.37元上升到6147.18元，实际年增19%.可见，天津市经济发展作自身时序比较的确还是比较快的。 　　然而，当我们把天津市同周围的其他省市特别是与全国的先进城市相比时，天津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似乎仍嫌稍慢且稍低。　这种差别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加在一起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我们认为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恐怕是重要因素。自80年代末以来，天津市全面地执行中央关于以稳定求发展的发针，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其中突出强调控制通货膨胀上涨。这一战略是正确、必要且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控制通货膨胀理解为“物价越低越好”，以致于天津经济似乎实际上进入了“低物价、低工资”的一种传统发展模式之中。 　　本文无意全面地对天津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评价和分析，仅就为维护天津市场“低物价”的政治形象而对鸡蛋之类产品采取的物价管制制度的得失作些实证性的分析。目的在于说明，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以物价管制强制地维持某些并不需要管制的产品的低价状态，其交易费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成本大过收益，得不偿失。透过对鸡蛋的价格管制的制度分析，也许能够对天津市的整体发展战略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有所启示。 　　二、制度背景：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的演变过程 　　鸡蛋，作为中国人现阶段消费中的一类重要的副食商品，其供求状况及政策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历来受到各地各级政府的关注。因此若仅就其交易制度变迁的指向而言，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与中国其它省市并无二致，都大体经历了从计划统购统销逐渐到由市场价格调节这样一个过程。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这一过程的不同时间安排及各阶段的不同特征中。天津市的鸡蛋价格制度安排过程及阶段性特征如下： 　　(一)变迁过程的时间表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可以认为，几乎所有与市场价格制度有关的制度演进均滥觞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因此，研究天津市鸡蛋购销制度变迁，即由改革之前的统购统销到目前的市场调节过程，亦应以此为起点。 　　1979年5月，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天津市先后大幅度提高了猪、牛、羊、鲜蛋、水产品、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其中鸡蛋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9.2%(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18.65%)，并安排了鲜蛋的季节差价。统购统销制度首先从收购价上有了一些变化。 　　1979年11月，按照国家规定天津市有计划地提高了8类主要副食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价格，其中鲜蛋的销售价格上调了22.2%(猪肉、牛肉和羊肉销售价上调幅度分别为：29.1%、33.3%和31.6%)。统购统销制度中的销售价格也有了变化。 　　1985年5月，天津市有条件地放开了肉、蛋、禽、菜及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价格。在鸡蛋购销政策上采取了“放”(放开搞活)、“保”(保价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