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论》解读过程中的误区.docVIP

《脱亚论》解读过程中的误区 何为民( 内容提要：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日本一个多世纪的对外思想的主流意识。多数学者甚至认为，《脱亚论》不但一出笼就受到追捧，而且是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最主要依据。本文通过对该文最新研究成果的分析，从新的角度揭示其中的误区，同时，纵观日本近现代在国际结盟中发展的特点，揭示了《脱亚论》对日本思想界产生影响的时期及原因。 关 键 词：脱亚论 福泽谕吉 近代对外关系思想 战后思想重建 在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像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福泽头像那样广为人知，而其对日本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已远远超出其本人的预料，深入到了各个领域。然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果真如大量研究成果所阐述的那样，一经发表便对日本对外思想产生了影响，并且影响至今吗？许多学者在研究近现代日本对外关系时，常常以《脱亚论》为主线，却无法明确解释那些与“脱亚”思想相对立的时期，因而结论也显得牵强。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在针对《脱亚论》发表后，何时开始对日本思想界产生影响、其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等问题上，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就日本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思想而言，它确实最终走向了“脱亚”这一趋势。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与“脱亚”相对立的阶段，对此应做何解释呢？难道《脱亚论》发表后就一直在影响日本思想界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关系到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关系思想发展的定位问题。如果《脱亚论》并不是在发表后就一直影响着日本对外思想的话，那又是何原因造成了这种误读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脱亚论》的重新解读，指出对该文认识中的误区，以便能更准确地把握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关系思想的走向。 一、《脱亚论》产生影响的时间上的误区 福泽谕吉1835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市， 19岁前往长崎学习“兰学”，1860年远渡美国，归国后创办了《时事新报》，并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脱亚论》就是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社论。他撰写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一系列著作，对日本国民接受西方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他又被称为日本启蒙思想家。 1884年12月，朝鲜的金玉均、朴泳孝等领导的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试图通过政变在朝鲜建立君主立宪制，同时摆脱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与日本一道走向新体制。然而，政变被袁世凯带领的清兵挫败，成立仅三天的新政权夭折。在福泽眼中，此时的中国不仅是代表落后和野蛮的象征，也是阻碍亚洲向文明迈进的绊脚石。福泽的《脱亚论》，对清朝和朝鲜因循守旧、不求变革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说：“我日本国虽处亚细亚之东，但其国民之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则不幸有近邻之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与其犹豫于等待邻国文明而共兴亚细亚，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 他认为，日本在当时的国际结盟关系中应放弃中朝两国，如此，可使日本摆脱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样的非文明国度形象，同时，与欧洲各国结盟又能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但是，这篇短文在发表后并没有引起舆论的重视。如该文引起思想界共鸣的话，当时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形式，无论赞成与否，势必会在一个时期内，出现针对该文的评论文章。然而，近年来的有关研究表明，从福泽的《脱亚论》发表到二战结束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与该文有关的文章，且福泽本人也再未提及“脱亚”。 更令人诧异的是，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福泽在同年9月22日《时事新报》中刊载了自己执笔的《关于支那的改革》一文。该文对清朝实施的改革较为赞赏，并希望日本“应当回报几千年来的师恩之国，今后在文明上相互促进，期望两国成为真正的兄弟之国” 。从这些言论来看，福泽似乎已忘记了14年前撰写《脱亚论》时怀有的那种恨不得马上脱离中国的愤怒之情。这也说明，福泽在“脱亚”这一命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些日本学者对于福泽《脱亚论》何时出名曾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无论是福泽生前编写的《福泽全集》，还是在其去世后1925年出版的全集中，都没有《脱亚论》的影子。 而《脱亚论》最初出现在《福泽谕吉全集》中是在1933年。此时，日本并无“脱亚”之意，且由于欧美各国指责其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满洲），日本竟在国际联盟会议中退场，之后又宣布退出该组织。这表明，当时日本为了攫取在亚洲的利益而不惜将自己在国际结盟中孤立起来。但此时，日本社会并没有“脱亚”的舆论环境，相反却处处显示出其欲独霸亚洲之意。因此，福泽的《脱亚论》虽被收录到全集之中，一些学者（特别是政府的御用学者）却未能对该文产生共鸣，也自然没有令其“成名”的土壤。福泽撰写该文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日本能够脱离亚洲，脱离落后，真正成为西方列强的一员。 中国对《脱亚论》的研究也没有摆脱时间上的误区。有学者在对日本国际关系走势进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