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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惩防治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13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的总体情况》中披露，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我国信用卡累计总发卡量达3.76亿张，同比增长18.4%；人均持卡率达到0.28%；信用卡授信总额4.35万亿元，同比增长30.33%。随着信用卡市场不断发展，发卡银行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凸显。下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着重分析信用卡犯罪案件中的几个突出问题，从惩防并举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司法对策建议。 　　一、严控信用卡申领环节防范恶意透支犯罪 　　近年来各发卡银行之间竞争激烈，一些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部门为了追求业务数量，增加经济效益，对申领信用卡对象的基本情况、资信状况等审查不严，把关流于形式，致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以杨某信用卡诈骗案为例。被告人杨某为归还因赌博而欠下的高利贷，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了虚假的工作单位、住宅地址以及联系方式，申领了该银行商旅白金贷记卡一张，信用额度为人民币十二万元。杨某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将该卡交于高利贷放贷者透支消费、取现，于2012年5月3日最后一次还款人民币11800元，后再未还款。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截止案发时止，共计拖欠该发卡行本金人民币99243元。被告人杨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1] 　　被告人杨某出于归还赌债的目的，明知自己无资金归还能力，仍使用欺骗手段从银行骗领信用卡，杨某获取信用卡后并未自己使用，而是直接交由他的债主使用，由债主以透支消费、取现的方式抵偿杨某所欠的债务。通常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都是由持卡人自己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拒不归还。本案中的被告人杨某将申领的信用卡交由他人使用，虽然不是自己本人亲自使用，但其主观上从申领信用卡时起就没有按期归还卡债的意愿，客观上对申领后的信用卡的使用情况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放任他人任意透支消费和取现，以此冲抵自己的赌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与一般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并无差别，都是为了非法占有银行的资金。因此，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杨某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是准确的。本案也提醒社会公众，应当珍惜自己的社会信用，必须合法使用以本人名义办理的信用卡，对信用卡的透支情况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终将为此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 　　二、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高透支额度信用卡还款安全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对信用卡申请人开展资信调查，充分核实并完整记录申请人有效身份、财务状况、消费和信贷记录等信息，并确认申请人拥有固定工作、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可靠的还款保障。相关金融规章制度也要求银行在核准发放信用卡时应对申请人的还款信用进行多方考察，但是实际执行中情况并非如此，实践中高透支额度信用卡恶意透支案件并不鲜见。 　　被告人王某某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间，分别向上海市三家银行申领了4张信用卡，后持卡消费、取现，共拖欠三家银行本金人民币56万余元，数额巨大。检察机关在审理该案时发现，被告人王某某申领的信用卡透支额度较高，在申请该高透支额度信用卡时，王某某向银行提供了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所在公司的工作证明、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及在本市的房产证复印件。[2]从该案来看，仅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的不动产证明并不一定能确保信用卡的还款安全，建议银行进一步采取其他多方面的措施，监督持卡人依法用卡，尽量减少信用卡恶意透支风险。 　　一是落实好信用卡第二还款人。第二还款人是在第一还款人因特殊情况而无法及时归还信用卡债务时的补充还款人，对申请高透支额度信用卡的，要求申请人提供第二还款来源，银行必须对第二还款来源是否真实进行审查，取得第二还款方的书面还款承诺。书面审核外，银行还应派员实地考察，了解掌握第二还款方是否有能力及是否有意愿帮助持卡人还款。本案案发后，司法机关曾联系过王某某的亲属及王某某提供的某商会人员，这些人员或表示没有能力或不愿帮助王某某向银行还款。 　　二是明确资产信用证明的作用和意义。申请人在申请高透支额度信用卡时，银行方面往往会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资产证明，例如房产证、汽车行驶证等。这些资产证明所起到的作用是表明申请人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按时归还大额透支款的能力。但资产证明并非资产担保，当持卡人无法按时归还信用卡债务时，这些证明资产并不能被用于归还信用卡债务。被告人王某某在一审判决其犯有信用卡诈骗罪后，认为自己有房产、机动车等资产证明作为担保，因而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显然是故意混淆资产证明与资产担保的概念。被告人王某某在办理信用卡时向银行提交的名下房产、机动车等资产证明文件，仅起到证明其经济实力的作用和意义，由于王某某并未与银行方面签订正式的抵押或者担保合同，因此不能因为存在这些资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