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通过运用市场,.pdfVIP

Stiglitz: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Whither Socialism?”,,MIT Press, 1994 第四章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批判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通过运用市场，我们可以保证 经济高效率地运行的观点。而对上述观点正确性的假设在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 定建 以及其他前文所涉及的理论阐述 面前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同样，福利经 济学第二定理指出，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 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 该定理被广泛解释为，人们可以使效率问题与分配问题相分离。有时收入分 配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能否认市场的作用。如果社会不愿进行收入分 配，那么政府分配部门 马斯格瑞夫的术语 可以通过总量再分配来改变资源的 初始禀赋。 新的新福利经济学：缺乏总额税的结果 由于某些原因，政府并没有进行总量再分配。他们不知如何以公平的方式征 税。政府认为不同的个人应缴纳不同的税款。作为征税的基础．他们不可避免地 依靠像收入和财富这样 明显的变量来制定规则，然而变量是可变的。因此税款 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情况。 一旦我们意识到再分配不可避免地有些不切合实际，也就会认识到资源配置 的变化会对经济的整体效率产生影响。图 4．1 说明了这一点，它描述了只有两 个个体的简单经济条件下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在给定一方的效用水平后，该图给 出了另一方可能达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假定政府知道谁属于哪一组以便影响总 额变动，那么图中实线给出的是效用的可能情况，虚线描述的是信息如何限制效 用可能性曲线向内移动…。现在假设正如图所示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无 差异曲线表达社会对公平的态度。我们可以通过给定的无差异曲线看到，征收偏 离实际情况的税款是一项最优的选择。效率和公平是不能被分割考虑的。如果经 济具有不同的初始禀赋，那么所需的再分配性征税的额度就应小一些，同时社会 福利 双方 也会提高。 一般情况下，再分配性征税会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情况．这一事实就产生 了“新的新福利经济学”[2]。“原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效 用的比较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去描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 1 置。但是“原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假定总额再分配是可能的。“新福利经济学” 意识到了政府在信息方面的限制。因此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征 [3] 税”的概念上 ——在给定一方效用水平和在给定政府进行再分配的信息限制 时，上述概念可以使我们定义另一方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因此“新的新 福利经济学”发现，政府所面临的机会不是图 4．1 中实线所描绘的，而是实线 下面的虚线所描绘的情况；至于在特定位置上虚线比实线低多少，则取决于财富 的初次分配。 经济效率与分配 前面解释了分配与效率问题不可分割的原因。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程度决定了 政府依赖征税的程度，政府正是通过这种偏离实际情况的再分配性的征税以实现 任意要求的最终的福利分配。但是，不公平程度以及信息问题的性质影响了不公 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一些不公平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它降低了经济效率 读者可以从下面的讨论中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不公平却 可以加强经济效率。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研究效率与分配之间的关系。 激励问题 激励问题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做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提出激 励问题就是经济学问题。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分成制就是说明了 这种关系的一个例证。在许多农业国家中，贫富不均的情况十分严重，这导致了 土地所有者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在欠发达国家中，一种普遍的契约安排要求地 主和佃农同时分享收益。这种分成制方式至少从马歇尔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批 2 判，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减弱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如果地主得到 50％的 产量，那么这种方式同样对必须缴纳 50％税的农民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然而 近期的研究文献表明分成制契约是比较积极的，该契约反映了激励与风险承担之 [4] 间的市场平衡，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