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赣北地区宗族的社会变迁.pdfVIP

前 言 前 言 笔者在对明清以来赣北地区宗族的社会变迁研究中，深入研究的是一 个具体的村落一何湾村，而笔者试图揭示的是赣北宗族社会的变迁状况。 这种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过渡，似乎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悖论。人们或许要 问：从一个特殊村落中得到的具体经验资料中，何以能抽象出适合大区域 无数村落的一般结论呢?这确实是一个经常被人诘究的问题。文化人类学 因其注重小社区的研究而被社会学家指责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诚然， 增加样本的数目，便能增加结论的可信度。不过，在许多社会研究中，由 于经费、时间、人力等诸因素的限制，我们无法这样做。不过在赣北地区， 各村落中的宗族组织在结构、功能上是极为相似的，因此，笔者选择一个 典型的村落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确有解剖一只而知所有麻雀的功能。 何况，笔者把何湾村作为赣北地区宗族变迁个案加以研究，还有以下两个 原因： 第一，何湾村所处的交通位置便利。笔者个案研究的何湾村位于瑞昌 市北面的长江南岸，与湖北省武穴市隔江相望。东面为九江县，与何湾村 一湖相隔。何湾村处于这两地的要冲，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腹地广阔。特 别是距何湾村约20里的码头镇，现已成为赣鄂边境经济、技术、文化相互 辐射的交汇点，又成为赣北大市场对外联系的桥头堡。而且据志书记载， 早在明朝永乐间，何湾村附近的码头镇就是沟通赣鄂两省港埠经商的咽喉 之地。到近代，它更是商贾云集，武宁、修水及瑞昌的茶叶、大米、竹木 等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这里运往湖北等地。而环绕着何湾村的赤湖， 当时也成为联系瑞昌县和德化县(今九江县)的一条水陆要道，方便了两 地人员的来往，也促进了两地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解放后，码头镇 更是成了瑞昌市的水陆枢纽。陆路，有连接赣鄂的公路，每天过往车辆达 千辆以上。水路，码头镇现有泊位15个，年客运量为120万次，年货物吞 吐量近100万吨。在这样一个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何氏很早就与外界有 经济、婚姻联系。如在三十一世时(明万历年间)，景辅公娶德化县董氏为 2 明清以来赣北地区宗族的社会变迁——以何湾村何氏宗族的社会变迁为例 妻；到三十二世时，文景公到湖北黄梅做生意．后p居黄梅。而到近现代 以来，何氏与这些地方的经济与婚姻联系进一步紧密，如仅以20世纪90 年代为例，何氏就有3例与湖北省、4例与九江县男女青年通婚的例子，有 的甚至连买订婚的衣物也要到武穴市去。平时，何氏村民买小猪一般也到 湖北龙坪去买。 第二，何湾村宗族历史悠久。何氏宗族自一世祖偕公(唐朝)由金陵 迁居江州起，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后子孙分布于吴楚间者，越百有 余庄。笔者所个案调查的何湾村，在族源上属于十四世(南宋)玉公支下， 到二十五世祖伸昆公时，由黄桥寺下迁居流庄乡何湾村。作为宗族聚居群 体的一员，属于当地迁居的第一代开拓者。但后来，由于战乱，北方的流 民大量涌入江西，而其中的张姓、陈姓、涂姓、朱姓等也正是此时迁居赤 湖附近。在以后的几百年历史中，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何氏宗族与张氏 宗族、陈氏宗族、涂氏宗族、朱氏宗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如何 互动?作为一个后来逐渐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它是如何一步步地丧失了 自己祖辈所开拓的土地和坟地?又是如何通过加强与当地其他宗族的联姻 和举行菩萨坐庄的仪式来维护表面的和睦?最后，位于这样一个水陆交通 要冲的村落群体，是如何与外界保持联系?又是如何从一个不习于迁徙的 群体转变为一个喜迁徙的群体?这些都是本文想了解与阐释的。 一、研究的意义 迄今为止，村落依然是中国大多数农民居住和生活的主要空间，以村 为单位是研究农村和农民的一个十分必要的视角，丽以农村宗族变迁为研 究视角的，更是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如王铭铭 的《社区的历程》，庄孔韶的《银翅》，孔永松、李小平的《客家宗族社会》。 不过，这些研究多以东南地区的宗族为例，而对长江中下游的宗族组织及 其区域的差异性涉及甚少，这无疑对认识中国宗族组织不利。而笔者本课 题的研究，就力图通过个案的研究和民族志的描述，再现赣北地区宗族的 历史和现状，使我们对赣北地区宗族有一个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并对 前 言 中国长江中下游宗族组织的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新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