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的分析.docVIP

中国工业贸易保护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rotection Structure in Chinas Industry 盛斌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300071）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无力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示引入传统贸易理论，从收入分配而非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政策决策过程中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这一被简称为“关税内生化”的理论增强了人们对作为公共政策形式之一的贸易政策的“科学”认识（Helpman，1995；Baldwin,1996；Pant，1997）。大量的跨部门、跨国、时间序列和案例实证研究表明行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以及决策者的目标和理念、利益寻租活动、宏观经济和政治周期、国内外制度约束等因素对贸易保护的水平、结构及其变化有显著性的影响，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一些重要假说（Baldwin，1984；Rodrik，1995）。 Branstter和Feenstra（1999）利用Grossman-Helpman模型（1994）发展了一个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的模型，他们认为政府在决策中必须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收益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受冲击之间进行权衡。对政府目标函数中的结构参数的实证估计表明消费者福利所占的权重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很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程度在降低，从而使中国能越来越多地享受外国投资所带来的促进增长和竞争的收益。但是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证缺陷是假设中国内部市场几乎是完全割裂的，这表现在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地方的而非中央的，而现实中贸易政策决策是中央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职责。此外，He和Yang（1999）也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框架性的分析，还利用GTAP模型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几种方案进行了模拟来研究对宏观经济和跨行业的产出和就业的影响，但该研究并没有提出正式的贸易政治经济模型。 本文试图将贸易理论非传统领域的分析扩展到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与已有文献中考察对象性质不同的国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适用于中国“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和“国家战略主义”体制下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模型，并通过计量回归的实证研究来验证若干理论假说的真实性和显著性，从而说明中国工业不同时期跨部门的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 一、模型　 　 假设一国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供给弹性无穷大，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该国所面临的国际价格是外生的，忽略利益活动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奥尔森，1965），贸易政策是被考察的唯一政策工具，同时忽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限制进口方面的区别。 在需求方面，假定经济中的所有劳动人口（数量为L）参与政策决策，每一个人的偏好都是相似的，典型的个人拟线性效用函数是： [1]。其中是作为基数商品0的消费数量，设它的国内和国际价格均为1。是第i种商品的消费量，i=1，2，……，n，n为可贸易商品的品种总数。 设和分别为第i种商品的国内和国际价格（外生变量）。，的作用在于平抑国内外价格差。当时，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等量”保护率之和；当时，则为进口补贴率。显然。 第i种商品的个人需求函数为，且每个人的消费支出水平为I，则 [2]。将其代入[1]有：。(,)为间接效用函数，表示价格向量。按照定义，是消费者剩余，记为S。 在供给方面，按照Grossman和Helpman（1994）设基数商品0的生产只需要劳动投入，且投入产出系数为1，工资率w定为1。每一种非基数商品的生产则需要劳动和一种专有要素的投入。在贸易的特殊要素模型中，由于劳动力作为共同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因此其工资率仍为1，而专有要素的报酬则取决于商品i的价格，即。根据Hotelling定理可知第i种商品的产量（供给量）。 由于国内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并不总是保持平衡的，因此会产生贸易来弥补缺口，即，为净进口，则净关税收入为：[3]。政府把这些关税收入作为转移支付再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这样经济中典型个人的收入I就由三部分构成，包括劳动收入（工资）、特殊要素收益和政府的关税转移支付，即： [4]。其中为每个人在第i种商品生产的专有要素收益中所占的份额，。它表明每人除了劳动力外，至少还拥有一种特殊要素。将[4]代入个人间接效用函数有：[5]。该式即为参与决策者的个人利益函数，它包括收入和消费者剩余两方面的因素。个人的目标就是追求间接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接下来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决策参与人──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G，按照人口进行加权，可以得到： [6]。　　无疑，G实际上是政府所关注的社会福利函数，它与个人间接函数相类似的是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