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文字素材2（沪教版第四册）.docVIP

师说 助你学习 一、古文运动 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到唐代，出现了一次巨大变革。从陈子昂开始，经元结、韩愈、柳宗元直到杜牧、罗隐等许多人的努力，在前后二百多年间，改变了自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骈体文对文坛的统治，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解放，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这次文学变革，适应着时代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我国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革文体和革新散文创作的理论主张，并成功地进行了创作实践。加之参加这次革新的作家们以极大的热忱和高度的自觉为推行新文体、创作新散文而不懈努力，并广为宣传，诱掖后进，在文坛上形成一股变革的潮流。由于这次变革有理论指导，有成功的实践，又有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影响，俨然成为一个“运动”；而提倡新文体的韩愈等人，又与当时流行的骈体“俗下文字”相对立，称所倡导的文体为“古文”，因而，近代研究者把这次变革叫做“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原因 六朝时期, 骈文鼎盛, 散文中衰。那种追求声律、对偶，词藻华丽和句式整齐的形式主义风尚, 已成为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桎梏。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广阔和复杂, 文体改革的要求也就产生了。齐梁至隋, 不断有人反对骈文, 提倡古文。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 文体一变。天宝以后, 萧颖士、独孤及、柳冕等, 提倡儒学复古, 强调文学的讽谏和教化作用, 道统文学的理论渐趋成熟。 （2）赖有力的领袖人物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 柳宗元积极支持和声援韩愈。他们有明确的理论和文学作品，又都热心奖掖后进，社会的影响很大。 （3）社会政治原因 安史之乱后, 唐室面临一连串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央政权；佛道两教势力的发展, 危害中央政权的利益, 韩愈提倡复古儒学, 希望借儒家思想来巩固唐室的统治, 与佛老对抗。 德宗、宪宗时, 社会又出现“中兴”现象。一部分关心国运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社会危机, 巩固唐室的统治，积极从事政治改革, 要求文学自觉地为它服务。 二、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