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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扰动在水层-底栖界面耦合中的作用 孙　刚1，2，盛连喜1，千贺裕太郎2 1. 东北师范大学植被生态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吉林 长春 130024；2东京农工大学农学部，日本 东京 183-8509 综合评述了生物扰动在水层底栖界面耦合中的作用研究进展和热点问题，并进行了展望。国际上十分重视水层底栖界面耦合过程的研究并已有一定基础，生物扰动作为海洋生态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已开展了工作，但直到10余年前才真正开始定量研究，进入了实验模拟、现场观测与建立模型相结合的新阶段。国内的生物扰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上技术方法落后，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国内外关于水层底栖界面生物扰动效应研究基本上都在海洋中开展，尤其在河口、近岸和浅海水域进行，湖泊和河流研究明显薄弱。作为水生态动力学的重要分支和前沿领域，生物扰动研究具有广阔前景。急需针对我国水域特点，引进先进的现场观测和室内测试手段，进一步揭示水层底栖界面耦合过程中的生物扰动机制，更精准和更详细地掌握水域中各种物质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全过程，为控制水体内源污染释放、富营养化治理和生态建模等提供科学依据。 水层底栖界面；耦合；生物扰动；研究进展Q17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75（2006）05-1106-05生物扰动（bioturbation）是指底栖动物，特别是沉积食性大型动物由于摄食、爬行、建管、避敌、筑穴等活动对沉积物初级结构造成的改变。由太阳能和营养盐驱动的水生植物初级生产启动了水体中的啃食食物链，而颗粒性有机物质（POM）通过生物泵、湍流和平流的输运，推动了水生生态系统中的另一条食物链—碎屑食物链，再经分解矿化、生物扰动、摄食、分子扩散及物理作用与水层的生物生产过程相连接。水生生态系统通过能流和物流的传递而将水层系统与底栖系统融为一体的过程称作水层与底栖的耦合[1]。水层底栖界面耦合过程是构成河口、近岸和浅海水域的关键生态过程，而生物扰动正是这一关键生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和枢纽。生物扰动的直接作用结果是对沉积物的垂直搬运和混合，加速间隙水与上覆水的物质通量交换，以及微型生物和小型生物对有机质的分解、矿化和代谢过程。生物扰动导致沉积物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并给水层底栖界面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造成重大影响[2]。水体污染物和生源要素的来源主要包括外源输入和内源释放。随着环境管理的不断完善，外源输入逐渐得到有效控制，内源释放的影响就显得尤为突出。许多水体的治理经验表明，治理工作的后期难点基本都转到如何有效控制沉积物的内源释放问题上来。水层底栖界面生物扰动效应研究是更加深入系统地了解水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启动点，也是在区域尺度上或更大时空尺度上开展水生态动力学和生物资源补充机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将为正确认识水体的内源负荷特点、理解水华爆发机制、生态建模和水体修复等提供基本参量和科学依据。本文综合讨论了水层底栖界面耦合中生物扰动作用的重要研究进展和热点问题，为生物扰动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评述，并对下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国际上生物扰动作为海洋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已开展了工作。近三十年欧美许多海洋大国在这一领域先后采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和方法，从室内到室外、从近海到陆架，陆续进行了一些研究。7080年代，河口水下三角洲及邻近海域的沉积物动力学研究广泛使用了高效箱式采样器、沉积物表层X摄影和放射性同位素法，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关于生物扰动促进沉积物中有机农药和重金属的清除作用也有一些报道，研究发现小头虫（Capitella capitata）的活动提高了微生物对多芳环烃的降解。有关假说（如营养偏害假说、扰动与多样性关系假说、稳定时间假说等）的提出及就此展开的激烈争论，推动了沉积生态学和生物海洋学的发展[1]。 20世纪8090年代，生物扰动作为水层底栖系统耦合过程的一个重要机制受到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JGOFS）和陆海相互作用研究（LOICZ）的极大重视。Yamada发现底栖动物的排泄物对沉积物中氮的迁移转化有重要作用[3]。Sayama等[4]利用室内水箱研究了日本刺沙蚕（Neanthes japonica）的活动对沉积物中硝化脱氮作用的影响。Jones[5]使用先进的地球物理技术（声波反射、电子抗体）以及由视频数字仪和计算机影象分析组成的现场监测系统，研究了穴居大型动物对沉积物性质的改造。Pelegri研究了穴居动物对潮滩沉积物中氮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的影响，发现穴居动物的活动可大大促进氮的硝化和反硝化作用之间的耦合[6]。Mortimer等在英国沿岸沉积物特性调查（LISP）中应用了环行通量系统（AFS），在Humber河口泥滩上发现波罗的海白樱蛤（Macoma ba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