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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极高的社会投资率来驱动。以当年价格测算，1978年以来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均超过30%，2003年以后每年都超过40%。这种高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已经引起了高度关注和担忧。本文在深化对投资效率认识的基础上，采用AMSZ准则、ICOR、投资-产出比、资本-产出比等宏观投资效率指标来研究历年来我国的投资效率并做出判断。 一、宏观层面投资效率的测算方法 根据分析视角的不同，研究我国的投资效率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是微观层面，通过估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并将其近似为整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另一类是宏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指标的特定分析，构成相应的投资效率指标用来研究投资效率。宏观层面的投资效率分析方法主要有计量回归法、AMSZ准则（Abel，1989）、ICOR（Kaldor，1966）、资本-产出比、投资-产出比等。 其中，计量回归法是将产出对资本存量进行计量回归以估算出资本回报率，这种方法操作比较复杂，同时又容易因为遗漏变量而造成估算偏差，而且估算出来的资本回报率不随时间改变。 AMSZ准则是Abel（1989）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动态效率”框架下提出的判断“是否投资过度”的准则。判断方法是，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入“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RI），那么该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如果总资本收入“始终小于”总投资（RI），则是动态无效的。一般用(R-I)/Y来衡量投资效率，该数值越大，投资效率越高。 ICOR，即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公式表示为△K/△Y，该数值越小，投资效率越高。 资本产出比，衡量生产一单位总产出需要的资本存量，公式表示为K/Y。该数值越小，投资效率越高。 投资产出比，衡量总投资占总产出的比重，公式表示为I/Y。该数值越低，投资效率越高。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上述五个指标的使用，应该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通过指标之间的国际比较来判断一国的相对投资效率是意义不大的。在运用于国际比较中，这些指标代表的只是一个国家的“投资率”，并不能用来衡量“投资效率”，或者判断是否出现了“过度投资”。这是因为，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国民储蓄习惯、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并不直接反映一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好坏。日本的投资率就远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在快速工业化阶段，投资率和储蓄率上升是很正常的现象，并不能把它作为缺乏投资效率或投资效率恶化的表现。第二个原则是指标的历史变动情况可以提供投资效率演变的有价值信息。可以通过分析资本回报率、AMSZ准则、ICOR、资本产出比、投资产出比等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是短期内较大的波动趋势，判断经济中宏观投资效率的演变情况。一般来说，（1）在“动态有效”的情况下，较高的投资率可以带来较高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有利于增进社会生产和福利；但是当存在“动态无效”时，过高的投资率就是“过度投资”问题了。（2）ICOR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国家内部，交通、电力、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ICOR都普遍较高，第二产业的ICOR普遍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快速的资本深化时期，或者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大量投入的时期，就很容易出现ICOR指标迅速提高的情况，不能简单地将ICOR上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效率恶化的证据。 二、我国投资效率的测算 考虑到估算的准确性和年份之间的比较需要，本文分别采用AMSZ准则、ICOR、资本-产出比、投资-产出比等四种方法来衡量我国投资效率。在测算中，使用到的主要参数如下： 1、投资。反映投资情况的指标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两者在内涵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购置费、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购置费。考虑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能够更准确地测量我国可再生资本、新增资本的变化情况，本文对投资的估测使用“资本形成总额”指标。 2、资本收入。收入法把GDP分成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本文选取的资本收入定义为含税资本收入，等于收入法中GDP减去劳动者报酬。 3、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利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以197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净值为基期存量，以固定资产折旧率、资本形成总额衡量的投资数据进行估算。众所周知，永续盘存法的关键是折旧率大小和投资增长水平，只要样本期足够长，基期存量的影响渐趋于零。永续盘存法核算固定资产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其中，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It为总投资，为固定资产折旧率。 ①基期的资本存量：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1990》，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