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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 杜勇 天津师范大学 《耆夜》是清华简中公布较早的一篇出土文献。篇中武王伐黎及饮至诗歌等内容前所未见，与传世文献形成巨大反差，一时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人们对武王伐黎、饮至礼仪、周公作诗诸事各有不同的诠释，但大多不怀疑其记事的真实性。至于个别学者从礼制、用语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耆夜》是“现代人的拟古之作”[1]，则似过偏激。不过，这里存在一个制作年代问题。大凡文献的制作年代不同，其史料价值就有高低之分。本文拟就《耆夜》的成书年代和记事内容再作探索，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书的形成过程和文献价值，以就教于方家。 一、《耆夜》特别的纪年方式 《耆夜》开篇即称：“武王八年，征伐 （耆），大戡之。”[2]150①这种纪年方式与其著作年代颇相关联，然鲜为学者所察。关于《耆夜》的著作年代，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3]，也有人认为时代可能更晚，《耆夜》中的诗作都应该是“战国时人的作品”[4]，或者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5]。这些意见都值得重视，至少比把《耆夜》默认为商末周初文献要合乎事实一些。这里，我们想从《耆夜》纪年方式的角度对其著作年代略作分析。 事以系年是中国古典文献的优良传统，这在殷商末年的甲金文中即初露端倪。例如： 辛酉，王田鸡麓，获大??虎。在十月，唯王三祀，协日。（《合集》②37848）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唯王八祀。（《合集》37849） 己酉，王在，其易贝。在四月，唯王四祀，羽日。（四祀其卣，《集成》③05413） 癸子（巳）……用作母癸尊彝。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亚??。（小臣邑，《集成》09249） 其纪时方式大多为日、月、祀（年）相次，且王年置于文末，个别情况是月序在王年之后。周初金文略有变化，主要增加月相词语以精确纪日，其历日要素通常是以月序、月相（或缺）、历日、王年相次，王年仍然分置篇末。例如：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称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唯王五祀。（何尊，《集成》06014）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小盂鼎，《集成》02839） 传世文献中也有以历日、月序、王年相次之例，如《尚书·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及至穆恭以后，以王年、月序、月相、纪日干支等历日四要素融为一体，顺次排序置于篇首，则为金文中一种完备而正式的纪时方式。例如： 唯王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虎簋盖，《近出》④491）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称旂于丰。（裘卫盉，《集成》09456）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鼎，《集成》02838） 当然，具有四要素的西周金文并不多，但它体现了当时文献对列王纪年的规范表达，即“唯（王）某年”，从无《耆夜》“武王八年”即“某王某年”的纪时方式。尤其是“武王”的“武”为死后谥字，生前万万不能用来纪年。西周虽有几例王者生称谥的金文，但器铭都是该王死后所作，是作器者追述前朝旧事时使用了某王死后才有的谥号[6]，且无一例用于纪年。可见《耆夜》这种纪年方式不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 从现存文献看，较早使用王号纪年的著作是《国语》和古本《竹书纪年》。《国语·周语上》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又《国语·郑语》：“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均为使用西周王号纪年之例。至于使用东迁诸王王号纪年者，更为习见，如《国语·周语》上篇“惠王三年”、“襄王十六年”，中篇“定王八年”、“简王十一年”，下篇“灵王二十二年”、“敬王十年”，均是。《国语》记事始于西周穆王之征，下讫鲁悼智伯之诛（公元前453年）。其撰作和编定的年代，无论如何不能早于战国时代。古本《竹书纪年》使用西周王号纪年，是大家所熟悉的。略举数例如下： 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盘），为太子。[7]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叙述夏至战国史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原简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出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后渐至散佚，今仅有辑本。至于明代出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古本旧貌，不可轻信。因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5年，则墓中古本《竹书纪年》当写定于公元前299年至公元前295年之间。除传世文献外，近出清华简《系年》也出现以王号纪年的情况。其《第一章》说：“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又《第四章》说：“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起师伐卫。”[8]136，144《系年》记事终于楚悼王时（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81年），其成书必在其后，也是战国中期的事情。既然用王号纪年的著作均成书于战国，《耆夜》当不例外，也应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只是这样推断会遇到一个反证，即《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