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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行政法基本理论的新进展 宋功德( 长期以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一直是基本理论研究这条腿短，应用研究这条腿长。基本理论研究不足，行政法理论就会头重脚轻，难免“热闹而不繁荣”。罗豪才教授在行政法学研究会2003年会上总结最近10年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时，不无忧虑地指出行政法学研究格局的明显失衡。无独有偶，应松年教授在年会报告中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基本理论研究滞后于应用研究。 带着这种沉重的“前见”，我开始搜索研究信息，盘点2003年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 不过，盘点结果却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尽管2003年的应用研究因受《行政许可法》颁布的刺激而再创新高，但基本理论研究也“涨幅”明显、不甘示弱。这主要表现为：“平衡论”研究更上一层楼，“依法行政与建设法治政府”研究万众瞩目，“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研究继续深化，“危机管理”研究异军突起，行政法基本理念、基本范畴、规范体系、法律关系，以及行政法机制设计、行政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方法研究进展明显。总体来说，2003年基本理论研究卓有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差距。 一、对象、文献与研究概况 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理论”？这并非不言自明。研究文献的搜索边界应定在哪里？这也并非不需要交待。这两个综述的前提性问题，我认为都应在《宪政与行政法治发展报告》首卷上得以一劳永逸地解决。 （一）评介对象 虽然对“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可能见仁见智，但我以为大多数学者恐怕在对“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的范围加以界定时都不会反对以下三点基本内容： 其一，基本理论属于基础研究而非应用研究。行政法学研究可大致地分为两类：以具体的制度、主体、行为等行政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以宏观的、整体的、原理性的行政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作为一种基础研究，行政法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普适性，对行政法各部门、各领域的行政法现象都具有解释力。 其二，基本理论的核心是理论基础。行政法理论基础，诸如平衡论、管理论、控权论，或者公共权力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制度法理论，或者“红灯理论”、“绿灯理论”、“黄灯理论”，或者所谓的“功能主义”、“规范主义”等等，都主要旨在解决“行政法是（应是）什么”这个行政法的核心难题，它不仅是行政法学大厦的理论基础，而且还为行政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根基。 其三，基本理论应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行政法基本理论体系一则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其他知识体系；二则具有系统性，不同功能的各种理论知识一应俱全；三则具有协调性，各种知识彼此呼应，各司其职；四则具有稳定性，知识结构表现出应有的刚性。 这三点，也是我在界定行政法基本理论范围时所要遵循的。除此之外，我在确定“行政法的基本理论”的范围时还得照顾本书的结构安排，尽量兼顾以下两个实际因素：一是力避疏漏，将明显不宜放在行政法主体论、行为论、程序论、监督与救济论等“四论”当中的理论研究，统统收入“基本理论”当中。二是力避重复，将那些可能要被“国外宪政与行政法治的发展”、“宪政与行政法治若干专题”等专题研究纳入视野的内容，排除在外。 经过这种增删，本书所谓的“行政法的基本理论”主要由四个研究板块组成：一是由平衡论研究、其他理论基础研究和行政法理论体系等构成“理论基础研究”专题；二是由行政法治与依法行政、政府职能转变组成“公共治理、政府与行政法治研究”专题；三是由行政法基本理念、基本范畴、功能和价值、规范体系和法律关系等共同组成“结构意义上的行政法研究”专题；四是由行政法机制设计、行政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方法构成“行动意义上的行政法研究”专题。 （二）文献来源 顾名思义，研究综述是一种对相关研究文献加以准确描述基础上作出的客观评介，因此文献搜索范围全面与否自然直接关乎综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由于我们既不可能做到不放过每一个研究信息，也不可能平等对待每一个搜索到的研究信息，因此必须承担一种“说明理由”的写作义务，坦诚地向读者交待综述所依据的文献以及遴选文献的具体标准。 我在搜索、遴选行政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信息时，主要服从以下三个基本要求： 一是求全。从理论上来说，研究综述应当穷尽所有相关文献，否则就有可能以偏概全，甚至挂一漏万。有鉴于此，我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倾听各种研究层次上的声音，而非唯精英是从。一则，我在横向上重点搜索各种类别的研究信息，广泛涉及行政法学著作、教材、已发表的论文与尚未发表的学位论文；二则，在纵向上试图触摸到每一层次上研究文献，上至《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下至《行政与法》和《理论探讨》；从《行政法论丛》、《行政法学研究》等行政法学专门刊物，到《中外法学》、《法律科学》和《法商研究》等一般法学期刊。正是通过这种纵横交错的信息搜索，我认为基本穷尽基本理论的研究信息。 二是求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