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学与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docVIP

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安山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19世纪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体制成型的世纪。这种成型不仅得益于古代理性的探讨精神和17-18世纪社会科学理想的传播和当时的社会环境，19世纪出现的实证科学、博爱精神和进化观点也为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现代社会科学的成型以19世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还加上东方学）的学科化、制度化、独立性和国际化为标志。 所谓学科化，是指这些科学分支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采取统一的名称，具备一个明确的界定。一般而言，这些学科之间存在着三条分界线，即现代/文明世界与非现代世界（人类学与东方学）的分界，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的分界，在以探讨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存在的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的分界。[i] 制度化指的是这些学科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科目，修完相关课程后学位的授予，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会的成立，各个学科有了具有时代性的代表人物：兰格[ii]、孔德[iii]、大卫·李嘉图[iv]、爱德华·泰勒和弗雷泽[v]以及法国的托克维尔、英国的白哲特和美国的威尔逊[vi]等人可分别作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代名词。所谓独立性，是指这些学科已经从神权和王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也与思辨哲学分道扬镳。所谓国际化，是指交通的便利使学者间的交流、科学期刊的发行与学术会议的召开变得十分便利，尽管这种国际化主要局限在欧美。[vii] 这里需要强调与学科建设有关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学科及其相关话语的形成与两种基本的条件有关：与学科直接相联系的学术条件和学科形成时的经济社会条件。[viii] 另一个与学科进展相关的重要因素是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多伊奇等人进行了一项“19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的项目。他们的选择虽然以理论、方法和结果三者的结合为标准，但研究表明，1900-1965年间的62项成就几乎全部具有理论性的贡献。[ix] 学科的确定是一件好事，它使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加规范化。然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也为认识和理解人类及生存环境设置了一些障碍。每一个专业学者均以自己的专业为骄傲，对相关学科的成就或视而不见，或不愿越雷池一步。谋求教职的最主要条件即是受过同一专业的严格训练或有指定学科的博士学位。在某一学科的正规杂志上发表论文成为鉴定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学术职称的提升也以提交或发表相关论文为重要依据。这些既成为学科的规范和标志，也成为了学科的自我保护网。这种自我限制在二战以后受到了冲击。 新的形势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新的需要。学科及其分支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往往要经过一番曲折。以发展经济学为例。二战以后，为数众多的亚非国家先后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要求发展经济。传统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由于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理论指导，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194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开始在哈佛大学讲授“贫困与经济发展之经济学”。他的这一举动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置疑。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回忆了当年同事们对这一门课所抱的怀疑态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贫穷国家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并不存在的。”到1955年，这种情况也彻底改变，“将贫穷国家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贫困中拯救出来的研究的触目程度，是其他经济学领域望尘莫及的。”[x] 现在，发展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吸引了大批研究者。 美国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在战后的崛起值得注意，它整合了各学科的专门人才，对苏联、中国（或东亚）、拉美、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中欧和东欧、西欧进行综合性研究。这种学科整合将专家学者集中在统一的机构或项目中。虽然学者分属不同学科，但他们对同一地区有共同兴趣，因此联系密切，完全跨越了学科界线。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举国震动。次年，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案”，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发展地区研究，致使美国在这一领域很快独占鳌头。[xi] 地区研究的独特性表现为它是多种需要的互动。从认识论而言，它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从实际需要而言，它是国际政治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从学科功能而言，它是学术领域与教学领域的互动。沃勒斯坦认为，地区研究使社会科学的三条界线受到了挑战。这种对学科正统的挑战目前来看比较成功。[xii] 1970年代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综合研究领域异军突起的新例证。[xiii] 上述三个事例分别说明了国际学术界传统学科体系的分解与相互整合。这都是近50年内发生的事，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应该有所启示。当然，社会科学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