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docVIP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 陈皆明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作者简介】作者陈皆明，1955年生，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德克萨斯农工大学金斯维尔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城市居民代际间资源交换的模式并检验“父母投资有效地提高了子女为父母提供赡养的机率”的理论假设。根据对河北省保定市“老龄化及代际关系”抽样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作者试图从父母为寻求老年安全所采取的策略出发，讨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对中国都市家庭养老机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研究资料表明，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进一步的多元分析为父母投资与子女养老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一、导言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长者特别是男性长者所居地位之显要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家庭内部以年龄和辈分为标准的严格的等级划分，男性家长的不容置疑的权威，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直接干预，子女对母亲强烈的感情依附，对赡养老年父母的尽心尽责，以及人们对扩大家庭的偏好，所有这些主题都曾被用来描述长久而稳定的中国传统家庭体系，亦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长者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参见Fairbank，1986；Yang，1945；Yang，1959；Fei，1939；费，1985）。 传统家庭中长者权力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家庭财产的控制，以及绝大多数家庭在以往既是消费亦是生产单位这一基本事实。由于奉养和服从父母的孝道被赋予最高的道德意义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扬，加之数千年间国家科层体制各层机构的全力支持，中国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对成年子女拥有强有力的支配权。此外，中国农村社区以及宗族组织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深受儒家道德观念熏陶的绅士阶层手中，这种情况也起到了维护长辈权威的作用（胡，1988）。与此相对应，历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能够向“长老统治”（费，1985）之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价值系统。正如C.K.Yang所言：“在传统社会秩序下，（人们）要有超常的勇气和想像力才能成为不孝之子”（Yang，1959：89）。 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生活。延续上千年的皇权帝制被推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也由此失去其统治地位。在城市中，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大降低了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性，从而也去除了长者所赖以运用权力的物质基础（Whyte and Parish，1984）。换言之，产生以及维持以“长老统治”为特点的旧式家庭秩序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结果则是家庭中长者的权力和权威被大大削弱了。 但是，家庭内部长辈权威的减弱似乎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家庭养老方式的重大变化。大量的个案性研究认为，老年父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无论是住在一起或是分开居住，　仍旧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见　Davis-Friedmann，1991；Unger 1993，袁，1987；潘、林；1987）。近期大规模的定量性社会调查表明，尽管在城市里大多数老年人有他们自己的收入，但半数以上的人仍然获得来自儿女的帮助（CRCA，1994）。此外，城市各个年龄组的绝大部分人仍旧认为照顾老人是最重要的家庭职责之一（Wang and Chen，1996）。换言之， 尽管城市中大部分老人有维持经济独立的能力，但成年子女的帮助仍然是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家庭中长者权威的削弱对子女抚养老人这种养老方式几乎没有影响。这便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怎样的一种社会机制使得两代人之间能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家庭养老的模式得以延续？在老年父母所拥有的经济权力、道德权威以及国家予以的政治支持与其前辈相比都大大降低的今天，为什么大部分老人仍能从成年子女那里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亦即老人们以何种方式保持与其子女持续的交往，从而在整体效果上产生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家庭养老模式？ 本文试图从父母为寻求老年安全所采取的策略出发，讨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所提供经济和服务上的帮助的关系，并据此对上述问题做出部分回答。此外，根据对在河北省保定市所做的一项抽样社会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本文还试图就当代中国都市的家庭养老机制提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二、养老的家庭策略 有助于维持家庭养老制度的结构条件 虽然中国在20世纪的政治与社会再组织，迅速的工业化，以及政府为使大众建立公民意识所做的努力，在客观上打破了传统家庭生活的旧秩序，但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新出现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经历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中国家庭行为的效果。例如，以“文革”为代表的一次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使得大多数人退回家中寻求安宁与信任（见Chan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