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 背景下境外图书馆远程教育服务法律规制——基于中国入世承诺分析.docVIP

WTO背景下境外图书馆远程教育服务的法律规制 —基于中国入世承诺的分析 田海 （西北大学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加入WTO十多年来，境外图书馆服务提供者在对中国的远程教育服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我国在入世之初提交的教育服务贸易承诺不够严谨，在水平承诺和具体承诺诺上都存在缺陷，导致缺乏对境外图书馆远程教育服务提供者的监管，给中国的国家教育安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该在WTO现有规则体制内寻求法律规制之策，来消除不利影响。 关键词：远程教育服务；WTO；图书馆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2E044）和西北大学校级项目（编号：QSY14）阶段成果。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对主权国家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基于计算机网络和其他通讯技术来传播和展示学习资源的现代远程教育（以下简称远程教育）方式正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学习方式和接受教育的途径。 所谓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 是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教育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 在数字化环境下进行交互式的学习。[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贸易自由化理念的普及，教育服务已经跨越国界（关境），远程教育贸易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逐渐被许多国家（地区）的接受与认可，被认为是“被全球接受的教育手段和形式，是21世纪全世界人民获得高质量教育机会的重要途径”，[2]并在全球形成了相关的产业和比较稳定的消费者群体。 1 图书馆远程教育服务与中国教育服务贸易 1.1 WTO对教育服务贸易的规制 依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国际贸易的划分，国际贸易可以分为货物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和服务贸易。针对服务贸易，WTO专门制定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相关的法律文件，GATS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归为十二类服务贸易中的第五大类。一般认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以下简称教育服务贸易）是发生在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基于经济目的所进行的教育服务的输出与输入，是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进行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有关教育服务的贸易活动。[3]它是随着教育国际化而产生的一种服务贸易形式，也是WTO服务贸易体系中重要的服务部门之一，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9个成员方不同程度地承诺开放教育服务。GATS第13条规定：除了由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之外（核定例外领域），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范畴。WTO将教育划入服务贸易范畴，旨在促进各成员国逐步开放教育市场，实现教育服务贸易的自由竞争，共享人类教育发展的成果。 教育服务贸易有两个显著特点，使其与传统的由国家或政府出资兴办的纯公益性教育事业有所区别。其一是涉外性，不论是教育服务提供者、教育服务消费者抑或教育服务本身，必然有一项具有涉外因素；其二是商业性，教育服务贸易的教育活动是收取学费、带有商业目的的行为。 同时，根据GATS对服务提供方式的划分，教育服务贸易和其他类服务贸易一样，存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服务提供方式。四种方式中，除了自然人流动涉及远程教育服务较少外，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都可以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来实现，与远程教育服务贸易密不可分。 1.2 图书馆远程教育进口是当前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 由于历史等的诸多原因，中国在国际上开展教育服务贸易中，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存在着明显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4]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鼓励教育服务出口（例如举办孔子学院等），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进口为主的总体趋势。 从中国2002年加入WTO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是当前中国和其他WTO成员方进行远程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提供形式。在这两种贸易形式中，成员方的图书馆扮演了重要的工具角色，这里的所说的图书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而指的是电子图书馆或数字图书馆，[5]是在网络环境下信息数字化的新型图书馆（或出版社），在网络环境下，这种图书馆甚至不需要传统的阅读场所和图书仓库，只需要有服务器和相关的存储就可以提供服务。在中国的教育服务进口贸易中，境外的图书馆经营者根据中国在WTO中的承诺，成为对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的主力军，占到了很大的贸易份额。 首先，在跨境交付上，根据中国的入世承诺，处在中国境外的WTO成员方的教育服务提供者经过审核和批准，可以对中国境内的教育消费者（不一定是中国公民和法人）提供教育服务。基于此种承诺，一些WTO成员方的图书馆成为对中国远程教育服务贸易的先行者，这些图书馆（如美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通过互联网对中国境内的消费者提供远程下载、阅读、复制、授权传播等跨境交付方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