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实证的研究.docVIP

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姚 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7.8作者简介 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中心，获硕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12月毕业。自1997年1月起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 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肇始于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改革使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回复到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农地制度也由以往的全国统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为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形式各异的新型集体所有制(Liu, Carter, Yao, 1996)。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剩余的占有者，由此而引发的积极性的提高被许多人认为是导致八十年代初农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如Lin, 1992; MacMilliam, Whalley, Zhu, 1989)。 但是，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改革所激发的增产潜力已消耗贻尽，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以村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开始受到怀疑。在这种土地制度下，每一个村民都享有对村里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土地所有并不意味着农民是自己分得的土地的完全所有者。与此相反，他们对土地的产权往往是相当残缺的。这种残缺首先来自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本身：由于人人对村里土地具有所有权，土地分配不得不依照村里人口的变动而做相应的调整，以维持由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所衍生的公平。但是，这种公平的一个直接代价却是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被剥夺，从而失去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对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交易权进行了种种限制。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表现在对农民生产计划的某些限制，如规定粮食播种面积，农业劳动投入强度，不准土地抛荒等等。与公社化时代相比，这些限制已经不再那么普遍，但在一些主要粮产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它们仍然时常出现（见附录表A2）。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表现为对土地有偿转让、转租、代耕和无偿赠让，也就是对土地市场正常运转的干预。本文通过对江西、浙江两省五县449户农户的计量研究，测量了以上土地制度残缺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并分析了这些影响的形式和途径。其基本结论是，地权的不稳定性和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相反地，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迫使农民保持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从而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但是，这种提高是以牺牲农民的其它收入来源为代价的。 本文组织如下，第一节将简要地回顾国外对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研究成果；第二节将通过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测量地权残缺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第三节对这些影响的发生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第四节提出了一个计量模型并利用江、浙两省的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最后，第五节讨论了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一. 国外对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研究 农地的集体或社区所有制并不局限于当代中国。在非洲，多数土地仍然由村里的酋长掌握，农户得到的只是使用权而无最终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泰国，所有土地是属于泰国王的，任何人对土地都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在南美的许多国家，多数农民对他们的土地只有约定俗成的占有权而无法律上的所有权，从而也不受法律的保护。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世界银行对这些俗成的(indigenous)农地制度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研究。在这一节中，本文对这些研究的结果并结合其它一些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进行一个简要的总结和批评。 对非洲的多项研究主要是由世界银行和威斯康星大学土地中心进行的。这些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地权的稳定性与农业长期投资的关系上(如Carter, Wiebe, and Blarel, 1991; Misot-Adholla, Hazell, and Place, 1991; Roth, Cochrane, and, Kisamba-Mugerwa, 1992; Roth, Hazell, 1994)。 就他们的研究结果而言，人们很难对地权稳定性与农业长期投资的关系做出一致性的判断。这些研究发现，在农业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显正相关关系，而在农业仍处于较原始阶段的地区，长期投资与地权稳定性之间无显著关系。与此同时，至今没有一项关于非洲的研究表明农地制度与农业产出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ruce, Migot-Adholla, and Atherton, 1995)。对此结论有两种互不排斥的解释。其一，土地在非洲仍然是一项比较富余的资源。在通常的情况下，开垦新的土地比对原有土地进行投资更划算一些。 这种解释与前面对土地投资的观察是一致的。其二，土地正式产权的一个显著作用是使得农民可以将土地作为抵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