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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色定位 李 晨 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给旧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带来了新的变化。法院强化了对传统司法审判的突破，强化了与行政机关的配合。此时，我们需要厘清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与传统的司法审判职责，以及与纯粹的行政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三者的区别和联系，进而清晰地定位了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色和功能，希望能够为推进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部署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关于法院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司法界、学术界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作了深入的探索和详尽的总结。但是，从社会管理体系的角度，将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与行政管理和传统的司法审判职能相比较，从而对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色定位进行思考探索的文章并不多见。这个问题的探索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法院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地位，既不迷失于行政机关的职能扩散，亦能更深刻地体会司法审判职能在社会管理中的发挥，从而将法院职责与社会建设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情势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系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也由此不断更新推进。 （一）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 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社会管理是由人民选举出人民代表，形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相应级别的政府、检察院、法院，分别行使行政权、法律监督权、审判权。由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包罗万象，包括治安维护、工商管理、就业与劳动保障、国土资源管理、卫生、教育等等，以至于人们往往认为行政管理就是所谓的社会管理。其实，从国家权力的产生和运行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是在人大的领导下由“一府两院”行使行政权、法律监督权、审判权，相互配合运行的，并且法院的审判权也是一种重要、有效的社会管理方式。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进行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对既有的个案适用法律进行的。 因此，我国旧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可以概括为人大主持下的政府综合管理、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以及法院对既有个案进行审判。 （二）法院积极参与的社会管理新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深入推进，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基本国情要求法院改变旧有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 1.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 目前，我国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人均GDP11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机遇期，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的矛盾高发期。这被经济学家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以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压力为例。据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75%。这就意味着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每年将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比如我国犯罪率的变化情况：从1978年到1995年，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7.49%的速度提升；此阶段犯罪峰值伴随着经济9.49%的增速，以不同的新高相呼应，从1978年至1989年间以年增长11.142%的速度跃升，尤其是1994年以来，更是以年增长39.256%的速度不断攀新高。2000年以来犯罪率激增，犯罪处于活跃期。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也不容乐观。据2008年9月《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增长了10倍多。不仅数量剧增，其类型也日益复杂多样。在2005年的8.7万起群体性事件中。农民维权占35%，工人维权占30%，市民维权占15%，社会纠纷占10%，社会骚乱占5%,有组织犯罪占5%。 2.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法律法规已经规范社会生活各个角落，法律争议比例大 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执政纲领中明确宣示“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同时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五届人大起至2008年2月底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件；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600余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00余件；五个经济特区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规200余件”。至此，我国已经建立了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