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生命实践的教育智慧.docVIP

追寻“生命·实践”的教育智慧李 政 涛 1994年4月，中国《教育参考》杂志发表了《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作者从对时代精神的分析入手，阐述了以“新人形象”为核心的新教育理想。十年之后再看这篇文章，我们发现，这是一篇“新基础教育”改革的宣言。 1997年9月，中国的《教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另一篇名为《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的文章，这是第一篇以生命的视角来探讨教学活动的文章。许多学校将文章复印后分发给教师，自发组织学习和讨论。一些教师培训机构也把该文作为阅读教材。很快，不仅该文的观点和内容被广泛传诵，而且题目本身也成为教师们的口头禅，成为许多致力于改革的校长和教师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的一部分。同时，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也从中汲取灵感，作为自己言说、思考的基础。作者“叶澜”的名字，因此被更多的人记住。 通过这两篇文章，叶澜和她引领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与实践，站在了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台。这一“站”就是十年。 十年来，作为教育学学者和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叶澜的十年心路历程，“新基础教育”的十年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生命——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叶澜的每一个思考，“新基础教育”的每一步创造，都可以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和考察。 “新基础教育”改革启动伊始，正是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全面影响和渗透中国教育的时候，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重复和循环，20世纪末的中国教育界又回到了世纪初的状况：大量介绍、引进国外的各种理论及其实践，以此作为本国教育发展、教育学科发展的动力性支撑。这种附和盲从的现象也蔓延到学校教育与管理领域，以基于西方教育思想者和教育者的体验和感受作为指导自身学校发展的现象并不鲜见。而此时的中国基础教育，依然如同一张堆满了难题的试卷。答题者充满了焦虑，蜕变的自觉也鲜明可见，虽然满耳朵回响着西方教授的声音，但脚下的实践却依旧缺乏方向。 与此不同，从一开始，叶澜和“新基础教育”认可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不能由西方人在教育中的成功，来证明中国人的成功。“新基础教育”的出现不是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外来因素和逐渐改变传统结构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本质上的突变，是在外部动力的激发下，一种新结构的兴起。这种结构完全不需要与激发它产生的那种结构相类似。这种新的结构，其根基与魂魄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作为这一精髓之表现的传统教育文化之中。无论是对学生思维方式的“悟性”的强调，还是对教师教育智慧的寻求，或者“新基础教育”自始至终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品质，都可以一瞥“新基础教育”的民族性特征，都可以发现“新基础教育”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世纪之交的此时此地此刻承接了本民族的精神传统，如何让文化的血脉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学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身体和灵魂里延续、流淌。这样的民族性不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民族性，只有与世界性发生关联的基础上，民族性的“面容”和“身姿”才能得以彰显。尤其在当代，任何国家的教育改革只有以对本民族文化的承接为基础，同时与所处的“世界文化”发生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已有的文化资源，在整合的意义上生成具有广度与厚度的新的教育文化。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源于民族性的“新基础教育”的改革成果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成为世界教育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成为对于其他国家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的重要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新基础教育”是世界基础教育的“共时性地震”中发生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教育改革：一种是西方式的，一种是中国式的。它不是西方某一教育家的思想、某一种教育流派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而是植根于本土源自于本土的果实，散发的是中国教育文化特有的果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基础教育”表达的是当代中国教育研究者和教育者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对于生命自身、对于自我的整体存在及其命运的体验和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不是移植而来的，而是源自于叶澜这一“新基础教育”的开创者和她的一批同行者的灵魂世界的，因而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一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世界性视野的获得，还在于它切合了人类教育的基本问题。“新基础教育”所显现的“生命—时代”的纵坐标，就内含了这些基本问题。 对“时代精神”的剖析和呼应，是“新基础教育”构筑新教育理想的起点。“新基础教育”是被作为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被接受的。但这种对“时代精神”的体现与把握，又是以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从一开始，叶澜和“新基础教育”就格外关注教育中的“生命问题”。她最初对原有课堂教学问题的诊断，主要的关键词就是“生命”： “原有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简约化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是传统课堂教学观的最根本缺陷。……它导致课堂教学变得机械、沉闷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