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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马—曲村》谈考古材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谢尧亭《天马—曲村》是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一部考古报告，一套四本， 科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我在阅读这部著作时，明 显地感觉到这部报告与众不同，具有鲜明的特色。考 古材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是将田野考古的全部成 果公诸于世，它是考古学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 换句话说，考古报告就是考古学的“文献”史料，其 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合格的考 古报告，考古报告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这一问题 一度在《中国文物报》上讨论得非常热烈，以下结合《天马—曲村》报告谈谈我对此问题的认识。 我认为《天马—曲村》是近年发表的最好的考古报告之一，其最好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材料 的整理上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该书对于西周、 春秋时代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的类型特征的 划分，需要对每件文物进行详细而准确的登记，而天 马—曲村遗址发现的该时代器物数量庞大，进行登 记是很艰苦的琐碎的细致的工作，该报告却做得非 常出色，还对铜器的重量进行了实衡。又比如制作了 大量的统计表，而每张表格的每一项目都要涉及到 翻检原始记录和具体材料，又要进行复核，像表57～60这样的关系表，虽然只有很少的几个项目，但 工作量却是非常大的，能够做到如此精细实在令人 钦佩。这样的例子在报告中很多，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作者对于材料熟悉的深度。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作者比较全面细致客观地报告了发掘资料，比如该报告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并 且材料中错误极少，要做到这点确实很不容易，涉及 到文字、线图、图版的完全一致，无论是作者还是编 者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这给进一步深入研究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假如有人要研究材料中的陶鬲，至 少能够看到所有的线图和比较准确的描述。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二部分特别重视小件器物的发 表，把它与铜容器、陶容器同样对待，全面而详实地 报告了所有资料。应该说这种做法本来是很自然的 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 来，甚至在金石学时代便常常忽略小件器物，从这里 也可以看到人为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材料的巨大影响。 报告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善于创新，将客观属性与主 观划分相结合，为探索考古资料的标准化、规范化表 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十分难能可贵，值得我们认真 学习，因为在考古学各个环节人为因素的影响实在 太大，对于考古资料的科学性形成很大的威胁。在这 里需要提到的一个现象是发表报告和制作卡片的问 题，过去一些发表报告的作者费了很大的力气将所 有的遗存进行了所谓的类型学排队，选出了典型标 本发表，没有按单位发表资料，而研究者又要将所有的器物归回原单位制作卡片，按单位进行研究，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是残缺不全的，作者材料发表得不全面，而作者觉得自己进行了科51文物世界 wwsj 2005.3读者往往抱怨大视 野学的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为什么出力反而不讨好呢？这是目前考古界存在的一个很普遍很奇怪的 现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许多作者没有意识到 类型学研究的主观局限性，没有正确认识考古资料 的客观性和人为研究的主观性问题，换句话说，考古 资料是提供给所有人研究的科学资料，不是报告的 作者研究之后就算完成了任务。恰恰相反，报告的发 表意味着研究工作的刚刚开始，那么按单位发表资 料又有什么不好呢？那样不是更便于研究者进一步 研究吗？如果仅仅是出版经费的问题，我认为这并 不是理由，其实想一想我们在整个田野到室内考古 作业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付出这些代价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呢？因此考古工作最后成果的刊布决不 可因为出版经费而前功尽弃。《天马—曲村》报告在 上述各个方面做得都很出色，其实这本报告的优点 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作为读者对报告的要求总是苛刻的，因为研究 的需要，要求报告材料详实，要求线图和照片俱全而 清晰，文字表述准确无误，特别是那些读者不容易看 到的属性，其实这些也正是考古材料的整理者和报 告的编写者最基本的素质和责任。正是因为这种苛 刻，我认为《天马—曲村》报告在以下这些方面还做 得不够好，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也许值得后来的报告 整理者借鉴。第一，报告第二部分没有将排队的标型 器物全部放在一起，在排队表述时让读者到组合单 位去查看某些器物，在发表单位组合器物时又让读 者去排队序列中去查看某些器物，将单位组合器物 和标型器物互相搭配（只有极少是重复的），这样不 仅给读者造成翻检的困难，而且不便于比较，加之报 告的开本太大，阅读起来很不方便，作者可能考虑的 是避免重复，其实标型器物是占用不了太多的空间 的，而且这种重复是有必要的。第二，报告第二部分 材料报告详细，因此就没有发表墓葬登记表（表 81 除外），仅在结束语之后附一墓葬索引，乍看这似乎 不是什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