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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出路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侯惠勤 　　信仰问题在今天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群体性，又有个体性。就普遍性而言，一方面，它作为个人道德自律及社会、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其重要性在当代日显突出；另一方面，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又是困惑当代人类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如何获得强有力的信仰力支撑，是各国共同致力加以解决的大课题。就特殊性而言，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已成为我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信仰问题似乎还缺乏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休戚相关。就群体性而言，信仰表现为集体的共同需要，即作为团结奋斗精神源泉的共同理想；就个体性而言，信仰则表现为个人的生命需要，即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不朽追求。但是，总体上说，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信仰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不能离开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大格局，不能将其归结为纯粹的个人事情。　　首先，“信仰失落”问题在当代中国，主要地不是个人缺乏扬善惩恶、追求不朽的内在动力，而是共同理想的淡漠、历史方向感的丧失。　　面对日益能够感受到的“信仰危机”，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我们的信仰问题突出，是因为中国缺乏宗教传统；而面对宗教信众的迅速扩张，以及将儒学“儒教化”的倾向，不难听到这样的说法：宗教使人扬善抑恶，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在学界，我们则不难听到这样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儒家在内）缺乏“终极关怀”，因而不能从根本上面对信仰问题，等等。所有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这无疑是片面的。毫无疑义，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其可能的积极作用，是我们确定的政策。但是，把当今的信仰问题归结为宗教的或缺，既不符合实际，也没有学理依据。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只要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便不难解决。因此，解决信仰问题的大思路就是必须坚持以培育共同理想作为引领个人信仰的根基。应当看到，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前途是共产主义）不仅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是全社会保持健康精神追求的思想源泉；还要看到，历史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的主动权来源于历史观的力量，拥有道德制高点的关键是拥有历史制高点。以上两点说明，共同理想高于并决定了个人信仰的走向。说到底，今天的信仰问题之所以突出，就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不仅成为党在今天妨碍自己履行历史使命的首要不适应问题，而且显现了当下信仰问题的症结所在。　　实际上，信仰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凸显，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始终是一切争论的焦点。“十月革命”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就把所谓“苏俄式共产与专制”视为对“英美式自由与民主”为代表的所谓“现代人类文明主流”的悖离，根本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明价值和进步意义。如果说，他们把“苏东剧变”视为社会主义的显性溃败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被其视为是隐性地放弃社会主义而向西方文明回归，因此，中国的改革在其辞典里就成为 “西化”、“分化”的代名词，而消解共产主义理想就成为其全部渗透的立脚点。　　这里牵涉一个根本问题，即共产主义究竟是引领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旗帜，还是偏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宗派情绪？说到底，谁代表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这不取决于自我的标榜，而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会公然否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走向。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几百年来蓄意制造的一个公式，就是“占有财富=个性+自由”。可是，它始终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财富的占有转化为对于他人劳动的占有，从而变成主宰人类命运的资本王国时，自由、个性又从何说起？资本主义之所以背离了当代人类文明的潮流，就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值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过去支配现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是趋向过时的文明，它必然被更新型的人类文明所取代。　　必须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从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汲取力量，那就必然承认西方价值观是所谓“普世价值”而加以认同，共产党的宗旨就必然被抛弃，变质就在所难免，理想信念的培育就更是无稽之谈。马克思早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因此而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