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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不起诉案件听证制度研究 上思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黎雪琳 [内容提要] 实行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有利于对不起诉权的制约，兼顾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该制度符合司法公平、司法公开、司法民主、司法经济的原则。在听证程序中注意启动的被动性和听证过程中的公正。 [关键词] 不起诉案件 听证程序 司法公正 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目前正逐步进入关键阶段，建立不起诉案件听证制度是最高检察院明确办案制度改革目标之一。不起诉案件的听证是指检察委员会对于审查起诉部门拟作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以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陈述和辩解，听取公安机关及发案单位的意见的一种内部工作制度。刑诉法明文规定，检察机关独立行使不起诉决定权，为体现执法的公开、公正，确保权力行使的准确性，对不起诉案件实行听证是一项有益的改革措施。 一、不起诉案件的听证的法理依据 （一）不起诉的法理依据 不起诉是指公诉机关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律规定终止刑事诉讼的条件，不应或不必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机关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一种诉讼活动。不起诉制度具有其独特的诉讼价值：首先，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型化的刑事政策;其次，不起诉制度体现了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和恰当适用起诉自由裁量权;再次，不起诉制度具有诉讼经济效益价值。不起诉是实施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赋予公诉机关更大的起诉斟酌权。不起诉决定是在审判前阶段的有罪否决权，作为一种消极的刑事裁定权，即公诉机关运用不起诉权时，实际起着司法审判的作用。因为不起诉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即判力”的法律效力。其中包括:1.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和刑事责任的否定;2.在适用微罪不起诉(酌量不起诉)即有罪不起诉时，制作不起诉决定中包含有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违法要素的决定;3.对有关涉案违法证物的先行决定权和部分处理权，如决定没收上缴国库。正如德国著名诉讼法学家赫尔曼教授认为的那样: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官可能考虑到刑事案件轻微，证据不足及审判可能对公共利益没有好处的而作出终止刑事诉讼的决定。此时，检察官就成了事实上的法官，即认为检察官是站着的法官。因此有学者认为不起诉制度具有准司法性质。 (二)不起诉案件的听证——不起诉权的制约 “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首先要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配量及运作机制进行严格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对基本人权的认可，并且任何时候都不得随意剥夺、侵犯和让渡。为确保基本人权不受专横权力的践踏，法治之下的法律制度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所谓法治的能力，也主要在于防止、束缚专横的公共权力。这是因为国家权力本身具有先天的侵犯性、束缚性和腐蚀性，不受制约就会导致权力专横和权力腐败，使人民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受到损害。”因而不起诉权的行使必须加以制约，没有制约的不起诉权必然会导致腐败。目前世界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均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不起诉进行规制和救济:1.通过诉讼程序本身加强起诉裁量权行使的制约，表现为:(1)检察机关自身监督，即基于检察一体化原则产生的检察机关内部，上级有权对下一级执行职务进行一般性指挥监督;(2)审判机关的监督，即应被害人、被告人等的请求对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对不正当起诉进行裁定，重新启动公诉程序。2.借助社会公众监督，推进检察制度民主化，主要指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及我国目前试行的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即本文将作论述不起诉听证制度)。3.加强对检察官违法失职行为的惩戒。我国目前关于不起诉处分救济方式主要有:内部的制约;复议;申诉(再议);自诉;公开审查等方式。 （三）听证制度——公平与效率的的衡量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有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目前，听证程序多见于行政程序法中。但从“听证”本义上，其适用不应囿于行政法范畴。听证程序作为一项程序制度溯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在由以上理念支持的听证程序中，实际上存在一个类似诉讼的“三方结构”，听证主持人居中，国家机关与当事人各居一方，国家机关提出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和法律意见，当事人对此行使与国家机关决定相抗衡的申辩权。由于主持人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处于一种超然状态，避免了作出处理决定时，只注重己方调查结果，忽视对方意见的偏向性结果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当事人一切程序性权力逻辑起点的参与权首先得到实现，继而，质证权、抗辩权成为其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也得以实现，在这种公开、主持人中立、当事人双方权利对等的环境中，促进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 虽然在刑事诉讼这个公正、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