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甲天下”——明清时代江南的重赋问题.docVIP

“赋税甲天下”——明清时代江南的重赋问题 江南是历史上最为突出的重赋区。唐中期韩愈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说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江南重赋在八九世纪之交就已初肇其端。到明中期，经济名臣丘濬则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也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可见其时江南税额更高，地位更加重要。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江南赋税独重的局面，清代依旧。正因为如此，明廷将江南倚为“外府”，清代视江南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备加关注，牢加控制。江南重赋也因其昔日的辉煌和对后世的影响而倍受时人和今人的瞩目。 一 有关江南重赋的产生缘由，明清时人就有不同说法。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明清时人的看法，有助于正本清源，求得问题的解决。明清时人论及江南重赋的原因，归纳起来，至少有如下六种说法。 一为怒民附寇说。谓朱元璋愤慨吴人归附张士诚，坚守苏松而久攻不下，乃籍没富豪，以私租簿起税，以惩一时之顽。这是明清时期最为流行、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最早全面表述这种观点的可能是正德年间的苏州人祝允明，其《野记》谓：“太祖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盖惩一时之弊，后且将平之也。”自后则自郑若曾、王圻、谭希思、王锡爵、朱健，到清代的社会人士吕毖、龙文彬、陆世仪、蒋伊、顾公燮等，封疆大吏如韩世琦、慕天颜、曾国藩、左宗棠等，以及皇帝如康熙、雍正等，无论史著政书、地方文献，还是皇帝重臣、士绅百姓，都持此论。清前期，浙江湖州人叙述该府乌程、归安和德清三县重赋原因的说法，似乎又增加了有力的旁证。他们说，明太祖征略湖州，长兴等县先降，“赋额仍旧，独程、安、德三邑，士诚相抗至丙午始下，明祖仇怨，令照诸豪族官田租簿征税，每亩有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田仍五升起科”，“而乌程、归安、德清与苏松两府相距十年，湖州大战四阅月，苏州围困九阅月，始获归顺，故明祖愤怒，抄没士诚之功臣及义兵头目田为官田，以租作赋，每亩有七八斗至一石以上者”。如果溯其渊源，怒民附寇一说很可能首先出自朱元璋的嫡孙建文帝朱允（火文）之口：“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例？”建文诏书虽未明言因何“用惩一时”，但用意是非常清楚的。不能说建文所言没有一定道理，其惩顽之说是有所本的。朱元璋在世之日，不但征赋时有轻重，而且实施操作出于己意，宸翰煌煌。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诏免应天、太平、镇江等五府州官租时，还解释了之所以免租的原因，说其优惠五府并不薄，“奈何民情玩恩于当征之赋，复赂所司而逋负之，朕所以全征之者，盖惩其玩耳。今复念前劳未之能忘，继今仍减半征之。尔户部其明谕朕意”。这可能就是日后江南重赋惩顽说的由来。 二为籍没富豪田产说。宣德时，松江人杜宗桓论重赋原因说：“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景泰时，苏州民人杨芳说：“苏、松后因籍没，依私租额起税。”时代稍晚的太仓人陆容说，苏州重赋，“特以国初籍入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之田，及拨赐功臣、与夫豪强兼并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税重，吴民世受其患”《明史·周忱传》沿用而称，“初，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苏赋比他府独重”。此说最为全面的则要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一所引《松江府志》的记载：“国初，有因兵燹后遗下土田无主者，有籍没张士诚者，有籍没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谓官田”。而前此的赵同鲁，后此的谈迁，清人朱彝尊、揆叙等皆持此说。此说与第一种说法一样，都主张重赋在于籍没了富豪田产，但籍没的原因不是怒民附寇，而是恨富民兼并。 三为因张士诚之旧说。嘉靖时，南京礼部尚书霍韬说：“苏州赋额之定于初，因贼虏张士诚之旧，固已过重矣。”此说后被清人李延昰发挥为，“淮张据吴，悉抄没故元仕宦田亩，依其私租旧额起税，必数倍于官粮，本朝因之，故税重也”。 四为俗尚奢靡重税以困说。嘉靖时苏州通判余永麟说：“王北川仁山云，予昔在科时，曾过湖查册，偶见苏、松旧册一本，前开重赋之由，盖太祖见苏、松俗尚侈靡，故重税以困之，亦一时之权宜也。后以东南财赋苏、松为最，遂以此为常法。云太祖见某氏租簿遂定以为税者，想传闻之误。”此说似也有因。正德《姑苏志》谓，朱元璋“以吴民熏染夷僭靡习，豪室田宅舆服往往逾检，明法以整齐之，嚣者或更籍持短长”。《明史·姚善传》稍改其文云，“初，太祖以吴俗奢僭，欲重绳以法，黠者更持短长相攻讦”。这些说法可能也渊源于朱元璋的看法，朱元璋还是吴王时，就自诩其淮西勋贵，“习勤苦，不知奢佚，非若江南耽逸佚乐者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