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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屿港与十六世纪全球贸易圈的关系研究 张继军 　来源：《浙江学刊》2012年4期 　　内容提要：双屿港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但实证性考据研究遭遇史料匮乏的瓶颈，从港口遗址到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将双屿港纳入全球化贸易的语境中考察，认为葡萄牙商人利用双屿港延伸了欧亚新航路，并与东亚已有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日贸易”、东南亚贸易等传统的贸易路线相沟通。这一商路最后与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海路相连接，实现了全球贸易网的建立。并以此为背景，从政治(朝贡贸易制度、禁海政策)、贸易、地理乃至气候分析，探讨双屿港兴衰的原因。 　　关 键 词：双屿港/新航路/朝贡贸易/白银　　作者简介：张继军，男，文学博士，浙江海洋学院副教授。 　　双屿港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虽然明清时期就有相关的记述，但作为专题研究则始于20世纪，先后出现了两条典型的研究路径：一条以政治为视角，将双屿港放置在抗倭的历史中考察；另一条则以贸易为视角，着力探索其在对外贸易史上的辉煌地位。两条进路的研究均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都受制于史料的匮乏，遗址至今难以准确定位，学者们的论述出现了证据雷同现象。①在史料挖掘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双屿港研究应采用实证性研究与阐释研究并举的方式，从新的角度对双屿港的地位做出新的解释。因此，本文提出要将双屿港纳入全球化贸易的语境中考察，双屿港直接见证了欧亚海上航路的延伸并沟通世界主要区域的贸易路线，它的兴亡是国际军事、政治、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全球贸易圈的形成　　双屿港的考证具有传奇色彩。20世纪30年代，方豪(1969)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1936)不谋而合地将西方文献中“Liampu”考证为“双屿港”，不但揭示了隐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一段轶事，而且还勾起了人们对中国与欧洲海上直接交往的回忆。这个被明朝军队于1548年剿灭的港口如何成为葡萄牙人的“侨居地”，“实为十六世纪之上海也”②，“就好像位于里斯本和圣塔伦(Santarem葡一港口)之间”③成为热议的话题。方豪等人对“Liampu”港的正名是中国历史文献与西方文献共同印证的成果，我们对该地的认识也需放置在葡萄牙东进之路的宏观框架中考察。　　双屿港的兴起与欧亚航路的开辟有着密切的联系。葡萄牙在十五世纪前因在地理上无缘环地中海经济圈而在政治经济上均处于落后地位。葡萄牙人通过开辟欧亚航路突破了托勒密称之为“荒漠”的大西洋障碍，将天然屏障变成财富之路，摆脱了环地中海富裕国家对其的打压。　　“发现美洲和打通经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线是人类有记录历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事件。”④亚当·斯密强调两次航行的历史意义。然而，他的论述评述并不确切，其一是他从欧洲的获得财富的方向，将地理大发现当做两条完全独立的路径，而实际上两条线路有着密切的关联，不仅起点相似，而且殊途同归。首先，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同属利比里亚半岛的君主立宪制度国家展开航海竞争，其同一目的是找到前往印度和中国海上航线。热那亚人哥伦布在向葡萄牙寻求资助未果的情况下，才转向西班牙。他的请求之所以被拒，部分原因是葡萄牙人如迪亚士(Dias)已到达非洲的好望角，他们确信西向的航线能够到达东方。让哥伦布与达·伽玛船队劳燕分飞是大西洋的信风。北大西洋环状信风将哥伦布带到了美洲，西班牙随后在那里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达·伽玛的舰队则得益于南大西洋的信风，最终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向印度洋的航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沿这两条路线发展而成的商路仍在延伸并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汇合：里斯本—好望角—果阿—马六甲—澳门；马德里—墨西哥—马尼拉—澳门，它们构成了16世纪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主干，丝绸、陶瓷、白银、玉米等实现了在全球主要区域的流通，而双屿港推动此网络的形成。　　其二，亚当·斯密的评述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的确，这些“壮举”在人类认识自身环境的过程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全球探险活动促成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知识。⑤然而，地理大发现的原初动力是出自商业利益和宗教的原因，如同达·伽玛到达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所说，是为“香料和基督徒”而来。　　葡萄牙人首先以印度果阿为据点控制原有的欧亚陆海贸易线。此前，欧亚贸易主要路线有二：陆路的“丝绸之路”和印度洋经阿拉伯海再通过陆路转运到地中海的“海上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前者运距长，易受战乱影响且运量有限；后者运量相对较大，一直被阿拉伯人和热那亚(意大利)人所控制。葡萄牙人对后者的侵占打破了原有的贸易格局。“在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实际上已经成功地抑制了威尼斯的贸易，尽管他们从未能阻塞这条贸易通道。”⑥原主要贸易港口的运输量严重下降：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港1496—1506年的贸易量大幅下降。⑦葡萄牙在十六世纪通过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