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语文选修演讲与辩论精品课件第四单元第11课.pptVIP

1976年可说是我收获极为丰富的一年，我那年刚结婚，刚搬到洛杉矶，生活未算安定。由此可知，做学问没有最安定的环境也可以成功的。 在代数几何得到一定成功后，我接触到很多代数几何学家，也开始了解这个学科的走向。Calabi猜想是关于度量的猜测，我开始比较度量几何和复纤维丛上的度量问题，我猜想纤维丛也有类似于Calabi猜想中的度量，同时和纤维朿的稳定性有关，Uhlenbeck和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这个问题全部解决。 ﹙在这期间英国的Simon Donaldson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二维的情形，并且很快就完成了高维空间中这个定理的重要情形。﹚ 在解决这个问题后，我建议我的朋友Witten考虑这个定理的物理意义，他当时认为这个定理的物理意义不大，但一年后他改变了想法，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它们在弦论上的作用。直到如今，这个结构在弦论上仍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这篇文章花了Uhlenbeck和我很长的时间，可说是极为艰苦的奋斗才完成的。 Uhlenbeck来Princeton访问我时，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解法，竟然关在房间里三天之久。我和Uhlenbeck的工作以后被推广，尤其是加上我的朋友Hitchin引进的Higgs Field以后，成为代数几何和算术几何中强有力的工具。 Calabi猜想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代数空间有很强的拓朴限制，包括Miyaoka－Yau不等式的成立，从而有代数流型的刚性结果。这个结果被我应用而解决了古老的Severi猜想。 在这个基础上，我猜测某些代数空间有更一般的刚性结果。我并提出用调和映射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猜想。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我和Schoen已经在调和映射做了不少工作。在1984年弦理论成为理论物论的重要一门学科以后，我以前做的好几项工作都受到理论物理学家的欢迎。我也深受物理学家对数学洞察力的影响，我有十多位跟随我的博士后，他们都是物理学博士。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物理。 最令我惊讶的一次是，我的博士后Brian Greene跑到我的办公厅，向我解释他最新的发现，就是在Calabi－Yau空间中，存在所谓镜对称的观点，这个发现对代数几何有极大的冲击，影响至今。它的结论至为漂亮，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代数几何里百年来不解的现象，但物理学家没有办法给出一个证明，六年后在众多数学家努力的基础上，刘克峰、连文豪和我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证明。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镜对称这个现象还是没有得到深入的了解，两年后Strominger、Zaslow和我终于找到这个对称的几何解释，引起了一连串重要的突破， 可是，镜对称在数学上到现在还没有严格的证明。 Zaslow是跟随我的博士后，他以后成为西北大学的大教授。 当时我和他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从弦学上膜的观点，我们找到一个公式﹙Yau－Zaslow公式﹚。这个公式可以用来计算K3曲面上的有理曲线的个数，公式由数论中的某些着名的函数给出，这是数论函数出现在计算曲线数目的第一次，以后很多代数几何学家继续这个研究，将这个公式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形。 与物理学家合作是愉快的经验，可以有跳跃性的进展，而又不停的去反思，希望能够从数学上解释这些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推进了数学的前沿。 过去二十多年，我也花了一些工夫去做应用数学的工作，一方面和金芳蓉在图论上的合作，一方面和我弟弟共同研究控制理论。近年来更和顾险峰等合作做图像处理的研究。 这些工作都和我从前研究的几何分析有关，尤其是我和Peter Li研究的特征函数的问题。起源于当年我在史丹福研究调和函数的梯度估计。 我还记得我傍晚时躲在办公室里，试验用不同的函数来算这些估值，舍不得去看史丹福校园落日的景色。 史丹福的校园确是漂亮，黄昏时在大教堂的广场，在长长的回廊上散步。看着落日镕金，青草连天的景色，心情特别舒畅。我早年的工作都在这里孕育而成。 除了Calabi猜想外，还有正质量猜想的证明。1979年的夏天，我和Schoen住在他女朋友LosAltos的家里，白天我们将这个猜想的证明逐步写出来，到了晚上十时多才回家去游泳池游泳。 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们也将正数值曲率空间的理论完成。 做科研确实需要付出代价，但它的快乐无穷。 先父的心愿是：“寻孔颜乐处，拓万古心胸。” 我只知自得其乐，找寻我心目中宇宙的奥秘。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节选自2011－01－10，《光明日报》) 【赏评】　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83年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迄今仍是华人数学家中唯一的获奖者。1979年后，丘成桐把主要精力转向振兴祖国数学事业上，先后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并亲自担任这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还为这3个研究机构募集资金1.5亿元。他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被国际数学界公认为四分之一世纪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