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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修辞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Contrastive Rhetoric Research Revisited 一、引言 “对比修辞”（contrastive rhetoric，简称CR）这一术语，是美国应用语言学家Robert Kaplan于1966年首次提出的。CR主要探讨人们的第一语言与文化对其运用第二语言进行写作时所产生的问题。Kaplan率先对母语的语篇结构和修辞方式在第二语言中的表现进行研究，指出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修辞方式，母语的语言与修辞传统会对第二语言写作产生干扰。这一观点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22年后，Kaplan本人将CR诠释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对比”（1998:285）。 至今，对比修辞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本文将从对比修辞研究产生的背景和起源、对比修辞研究的发现、对比修辞研究的新发展等方面，对对比修辞研究作一介绍和探讨。对比修辞研究产生的背景和起源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第二语言学习理论认为母语影响二语习得(Connor, 1996:12）；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母语对二语习得产生负影响。研究者们先后从对比分析、错误分析和过渡语研究等不同角度对母语的迁移作用进行了探究。到20世纪６０年代，对比分析研究处于鼎盛时期。研究者们认为母语是造成二语使用错误的原因，试图对比学习者的母语及目标语来预测他们将会遇到的学习困难。由于未能像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预测目标语结构的不同困难，对比分析被错误分析所取代；错误分析的目的是研究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系统出现的错误，外语学习者的错误反映了其对外语规则习得的程度。然而尽管错误分析可以找出一些与母语干扰无关的错误，但并不能完全反映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许余龙,2002:292），７０年代初错误分析转向包括范围更广的过渡语研究。过渡语被描述为“既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标语”，“外语学习者过渡性的语言能力”（Connor, 1996:13），外语习得过程是一个假设验证过程，学习者根据自己已有的母语知识对外语中的规则提出假设。致力于对比分析的研究者们充当的是试图通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来改进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家的身份。但正如芬兰应用语言学家Sajavaara and Lehtonen (1980:8,引自Connor, 1996:14)所言，“跨语言交际分析不能仅仅依赖语言学”，语言习得应该是说话人和听众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交际过程。 对比修辞是在对比分析的一个大环境下产生的。受Sapir-Whorf语言相对论及Aristotle修辞逻辑理论的影响，Kaplan(1966,引自Connor, 1996;参见林大津,1994;杨玲,2002)认为，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具有其独特的修辞传统。 Kaplan在“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维模式”一文中，对600份L2作文进行分析后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使用不同的书面话语模式。他们在写作中语篇的段落组织方式不同，英语说明文段落常以主题句开始、篇章组织和发展呈直线型，闪语篇章在段落组织中常出现一系列复杂的平行结构，罗曼语的段落组织方式呈曲折型，东方语言中篇章的主题往往通过迂回的方式来阐述发展，呈螺旋型。Kaplan由此认为，篇章的组织方式具有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母语的文化思维模式会对L2写作产生负迁移。他建议学习者在L2写作中学习使用英美直线式篇章模式。Kaplan从教学需要出发开展了对比修辞研究，目的是“想帮助教师们从过去的听说教学转向读写教学……教会学生写出像样的学术论文”(Kaplan,1966,引自马广惠,2003:3;下同)，对比修辞“旨在使学习者摆脱重复固定句子，摆脱过度追求语法正确性……创造性地运用第二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书面语形式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Kaplan, 2000)。三、对比修辞研究的发现 对比修辞在创立的最初十几年里研究进展甚微。篇章语言学的兴起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没能促使其少一些直觉判断和更具科学性；80年代初Beaugrande的研究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Leki, 1991:125)。80到90年代出现了大批对比修辞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对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写作进行对比。早期的研究侧重于说明文的对比分析，后来扩展到了记叙文和议论文。研究中用来对比的语言种类从日语、汉语、阿拉伯语、韩语、泰语、印度语延伸到西班牙语、德语、捷克语等欧洲语言。 Kaplan所分析的段落大都属于说明文段落。Kaplan之后，不少学者也侧重研究了说明文体裁（Silva,1993）：Norment(1982)和Burtoff(1983)的研究支持Kaplan的观点，发现在英语母语和非母语作文中存在明显的组织模式和逻辑关系差异，后者受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