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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治理到经济增长模式分析 中印经济比较 军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近年的亚洲经济版图，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其中的一抹亮 色。中印在经济增长的背景和模式上的种种相似和诸多不同，决定了它们天然就是用来作 比较的。与企业层面的 “公司治理”相对应，张军教授将国家层面的 “政治治理”概念引 入到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如果说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因为英语和资本市 这两项制度资产 的“红利”，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得益于执行政治所具备的决策效率方面的优势。本期财经研 究刊发 军教授的文章，将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新的逻辑出发点和理论框架带给 读者。 政治治理：诠释中印增长故事 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增长即将进入第30 个年头。在政治稳定、政府治理、适应能力以及 经济增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大量独特经验，值得现代经济学认真总结和研究。 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治理和政治模式紧密联系，则是懂得中国经济的必修课。 中国也一直在向西方学 ，而且在因地制宜消化国外的经验。而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 经验也受到他国的关注与仿效。例如，印度就在研究中国的特区和招商引资的经验，越南 则在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 构造和发展一个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理论，是一个可以对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 有重大贡献的机会。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在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改革的不可逆性、内生的产权 理论和体制的灵活性、增长的诊断学以及模糊产权理论等解释局部经验方面都取得了理论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基础。但一个完整的解释理论则需要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 政治发展的道路与经济增长的推动机制之间的关系确立在一个逻辑一致和有微观基础的框 架内。 一、印度：制度资产的“红利” 关于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趋势的文字讨论这些年来林林总总已不算少数。一开 始，人们似乎总是会简单地把印度今天的增长归结于印度在1991 年以后的自由化的改革政 策。但随着对印度改革政策的深入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实在是比较牵强的看法了。一些 细心的经济学家发现，印度其实 在上世纪80 年代初就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哈佛大学的罗 德瑞克教授前不久发表长文，发现印度经济在1981 年出现的增长拐点现象与私人部门的增 长势头有关，而与国有部门的改革关系不大。 实际上，印度在1991 年推行的自由化改革政策就其力度和执行的结果而言根本无法与 中国相提并论。以国有部门为例，因为政府和议会的党派差异，印度地属国有企业的民营 化改革可谓步履艰难。对国有企业进行持续的补贴比民营化当然更符合地方民主政治的利 益。既然如此，谁还会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感兴趣？最近我与印度的同行正在进行的一项 关于中印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 《经济 学 家 》周 刊 去 年 10 月 29 日发 表过 一 篇 文章 叫 “Whats to stop India andChina”（什么东西能让印度和中国停下脚步）。文章大胆地提 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什么东西将会阻止印度的经济增长呢？文章认为是政治。政治为什 么还能导致经济停滞呢？这篇文章说到，印度民主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根本没有办 法去推动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定为大局的情况下，印度的地方政治家们却在想着别的事 儿。有文章说，在印度的硅谷，他们当地的议会讨论的不是当地的经济增长，不是如何去 改造地方的基础设施，而是在无休止地讨论着如何把英文地名“ 加罗尔”改成印度名“ 加路路”。这也难怪，在民主体制里，政治本来就该是如此。 去年底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会议上，印度德里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迪帕克 ·纳亚尔 教授亲口对我说，印度的增长是自然而然的。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释。 作为上百年来英伦制度成功移植的结果，印度还能有不增长的道理？一些经济学家干脆把 印度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增长解释成所谓制度资产的“红利”。而印度最大的制度资产 就是英语和资本市 。是的，如果我们把印度的制度控制住，几乎找不到解释印度增长的 其他显著变量。投资、FDI、技术进步、贸易、开放政策、地理、教育等这些通常被认为是 解释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印度的经济里几乎都不出色。而以上这些东西却全部解释了中国 的增长故事。 二、中国：执行政治的效率优势 在印度，增长成了与政治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金融现象”，而在中国，经济增长 越来越与政府参与、政治治理和财政开支联系在一起，成了一种“财政现